沸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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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1页）

本人的能力大，当然薪俸要高，而且日本人生活程度高，生来吃大米，不像“满”人吃高粱就能过日子。他又说：“要讲亲善，请日本人多拿一些俸金，这正是讲亲善！”总长们听了，纷纷表示不满。驹井不得不宣布休会，改为明天再议。

第二天复会时，驹井对大家说，他跟次长们研究过，关东军也同意，给总长们把俸额一律提高到与次长们同一标准。“但是，”他又补充说，“日系官吏远离本乡，前来为满洲人建设王道乐土，这是应该感激的，因此另外要付给日籍人员特别津贴。这是最后决定，不要再争执了。”许多总长听了这番话，知道再闹就讨没趣了，好在已经给加了钱，因此都不再做声，可是照洽自认为与本庄繁有点关系，没把驹并放在眼里，当时又顶了两句：“我不是争两个钱，不过我倒要问问，日本人在哪儿建设王道乐土？不是在满洲吗？没有满洲人，能建设吗？”驹井听了，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你知道满洲的历史吗？满洲是日本人流血换来的，是从俄国人手里夺回来的，你懂吗？”熙洽面色煞白，问道：不让说话吗？本庄司令官也没对我喊叫过。”驹并依然喊叫道：“我就是要叫你明白，这是军部决定的！”这话很有效，熙洽果然不再说话，全场一时鸦雀无声。

这件事情发生后，所谓“内阁制”和“国务会议”的真相，就瞒不住任何人了。

“国务院”的真正“总理”不是郑孝胥，而是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其实，日本人并不隐讳这个事实。当时日本《改造》杂志就公然称他为“满洲国总务总理”和“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驹并原任职于“满铁”，据说他到东北不久即以一篇题为《满洲大豆论》的文章，得到了东京军部和财阀的赏识，被视为“中国通”。他被军部和财阀选中为殖民地大总管，做了实际上的总理，他眼中的顶头上司当然是关东军司令官，并不是我这个名义上的执政。

我和郑孝胥是名义上的执政与总理，总长们是名义上的总长，所谓国务会议也不过是走走形式。国务会议上讨论的议案，都是“次长会议”上已做出决定的东西。次长会议又称“火耀会议”，是总务厅每星期二召集的各部次长的会议，这才是真正的“内阁会议”，当然这是只对“太上皇”关东军司令官负责的会议。每次会议有关东军第四课参加，许多议案就是根据第四课的需要拟订的。

这些事情，后来对谁都不是秘密了，按说我是应该能够清醒过来的，但我却不是这样的人。我身边有个爱说话的胡嗣瑗，由于他的时常提醒，我总也忘不了唯我独尊的身分，更忘不了早在张园就确立的一种思想，即“日本非我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日本人表面上对我的态度，也经常给我一种错觉，使我时常信以为真，认为我毕竟不同于熙洽，日本人不尊重我不行。例如在“协和会”的建立问题上，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就职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郑孝胥向我做例行报告，提到关东军决定要成立一个政党，定名为“协和党”。这个党的任务是“组织民众协力建国”，培育民众具有“尊重礼教、乐听天命”的精神。我每逢听到有人提到“党”，总有谈虎色变的感觉，因此听了郑孝胥的报告，比听到驹并拍桌子的消息更紧张，连忙打断他的话，播手反对道：“要什么党？要党有什么好处？辛亥亡国不就是‘党’闹的吗？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难道这些你全忘了吗？”郑孝胥搭拉着脸说：“皇上的话很对，可是这是军部决定的。”他以为这句话可以堵上我的嘴了，没想到这次我把这件事看做生命攸关的问题，说什么也不肯同意。我对于他口口声声地说“军部决定的”，早已厌烦之至，不愿意再听，就生气地说：“你不去对日本人说，就给我把他们叫来！”

郑孝胥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胡嗣瑗。这位秘书处长对我的做法大加恭维，并且说：

“依臣管见，不见得如郑孝胥所说，事事皆军部做主。罗振玉说过，郑孝胥是依恃军部，跋扈犯上。皇上若是向军部据理而争，军部未必敢于专横。何况党之不利于我，犹不利于日本，日本军方焉能不明此理？”

我听他说得有理，就更有了主意。两天后，关东军第四课的参谋片仓衷、参谋长桥本虎之助、高参板垣征四郎先后来向我做解释，都没有说服我。事情就拖下来了。

过了三个月，即这年的七月间，我相信我是胜利了。关东军决定不成立“协和党”，只成立一个“协和会”，作为“翼赞”政府的组织。这个会包括所有居民在内，具体地说，凡年满二十岁的男子均为会员，妇女均为其附属的“妇女会”会员，十五至二十岁的青年均为附属的“青年团”团员，十至十五岁的少年为附属的“少年团”团员。

事实上，关东军把“党”改为“会”，并非是对我有什么让步，而是认为这比弄个不伦不类的政党更便于统治东北人民，通过这样一个网罗一切人口的组织，更便于进行奴化宣传、特务监视和奴役人民。我眼中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只觉得日本人毕竟是要听我的。

有了这样的错觉，就无怪要再碰钉子了。这是订立《日满密约》以后的事。

我的前半生……三　订立密约以后

三　订立密约以后

早在旅顺的时候，郑孝胥就跟本庄繁谈妥了由我出任执政和他出任国务总理的条件。这件事情，郑孝胥直到本庄繁卸任前夕才让我知道。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郑孝胥来到勤民楼，拿出一堆文件来对我说：

“这是臣跟本应司令官办的一项协定，请上头认可。”

我一看这个协定，就火了。

“这是谁叫你签订的？”

“这都是板垣在旅顺谈好的条件，”他冷冷地回答，“板垣跟上头也早说过。”

“板垣跟谁说过？我就没听他说过。就算他说过，你签字之先也要告诉我呀！”

“这也是板垣嘱咐的，说恐怕胡嗣瑗他们不识大局，早拿来反而添麻烦。”

“究竟是谁当家？是你，是我？”

“臣岂敢。这些协定实在是权宜之计，皇上欲求凭借，岂能不许以条件？这原本是既成事实，将来还可以另订条约，规定几年将权益收回。”

他说的其实不错，日本在协定中所要的权利，本来是它已到了手的东西。这个协定共有十二条款，另有附则、附表、附属协定，主要内容是：“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托日本旧本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空路，并可增加修筑旧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满洲国”负责供应旧本有权开发矿山。资源旧本人得充任“满洲国”官吏旧本有权向“满洲国”移民等等。在这协定中最后规定它将为日后两国间正式条约的基础。郑孝胥说的道理也不错，既然要“凭借”，岂可不付代价？但是尽管事情是如此明白，我却不能不感到气恼。我恼的是郑孝胥过于擅自专断，竟敢任意拿“我的”江山去跟日本人做交易，我也恼日本人的过分讹诈，“皇帝宝座”没给我，反而要去了这么多的东西。

我在气恼而又无可奈何之下，追认了既成的事实。郑孝胥拿了我签过字的密约去了，胡嗣瑗照例就跟着走了进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立刻气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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