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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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四九年的香港，你可能在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的，不多，但是，慢点，父亲好像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完整的回顾和纪录。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震动；父亲过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记得，父亲终于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资是七分钱。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走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中充满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的意思。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疑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再怎么穷，水和沙是上帝送的。这个“士多”小阁楼上长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香港大学校长。

二零零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上；每次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第三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24，我的名字叫台生

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象那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出租车，一定要留意一下司机的名字。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哎呀，“港生”，你怎么会跑到台湾来开车呢？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给你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里走了一个礼拜不见天日的山路，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字形盖着油布的破棚里，因此叫“港生”，两年以后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辗转流离到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和成龙这一边，这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原”。

“问中原”？

飞力普，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统治政权。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象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和放肆，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一代“台生”，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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