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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3页)

虚虚实实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关于中日两国在朝鲜的立场,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作了如下阐述:

“……而日清两国于朝鲜如何维护各自权力,几乎达到冰炭不相容之地步。日本自始便认为朝鲜为一独立国,试图断绝历来存在于清韩两国间之暧昧宗属关系。与之相反,清廷以畴昔关系为根据,大方表白朝鲜为其属邦。其实,清韩关系在普通公法上尚欠缺确定为宗属关系之必要因素。虽如此,清廷仍力求在名义上承认朝鲜为其属邦。”

陆奥用“冰炭不相容”来形容,可见两国关系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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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北洋人(3)

袁世凯清楚地认识到,东邻强国日本妨碍他执行任务。他企图排除这种妨碍,是理所当然的。陆奥的著述中有这样的评价:“……袁世凯乃年壮气锐之徒,热望排除日本之妨碍,并非无理者也。”

袁世凯对自己的立场、任务认识得很充分,但对日本却缺乏了解,而且未能觉察到这种缺乏,以致酿成悲剧。关于日本国情,袁世凯之所以认识不足,或许应该说是历届驻日公使徐承祖、黎庶昌、李经方、汪凤藻等人及公使馆成员的责任。袁世凯本人到日本短暂访问过,但头脑中的印象也基本来自驻日公使馆。

笔者从老一辈华侨那里听到过那个时代的事。当然,这些老一辈华侨也并非亲身经历,而是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听来的。据说,驻日公使馆的人们根本不把华侨放在眼里。神户、横滨、长崎等地,有为数众多的华侨。中国不是条约国,没有侨民居住地,他们同普通日本人杂居,整日厮混在日本人中间。日本的实情,他们确有切身体会。然而,从祖国来的公使馆官员们都不从华侨这里吸取宝贵经验。

封建中国有极端的“官尊民卑”习俗,而清廷官员对华侨更有一种偏见:抛弃祖国,逃到外国的不可信赖之辈。把华侨的谈话、意见作为参考,清末的官僚们连想都不曾想过。

后来,孙文等曾被清廷视为叛逆的革命家们,在日本开始了秘密活动,所有的华侨都成为热心支持者。孙文曾说:“华侨乃革命之母。”

在东京的公使馆,主要把报纸、公文等“情报”发回本国,就算是外交官工作。这类情报,绝不是有血有肉的活情报。

“万寿山工程”在北京动工时,日本正处于发布宪法的前夕。

实现立宪政治,在清朝官僚的眼里,认为是朝廷实权的下降。朝廷就是政府,立宪会使政府的领导权力削弱,这是最普遍的看法。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文部大臣森有礼被刺,于是,有人认为日本治安有问题。内阁中有长州阀、萨摩阀之争,政界的派系斗争也很激烈。萨摩阀里又分为改革党、调和派、岛津党三派,报界把他们的丑闻逸事大加宣扬。“照这样下去,日本哪里还谈得上舆论统一!”只要读报,就会有这种感觉。清公使便把这种感触传达给本国,本国再转告朝鲜的袁世凯。

生活在日本人中间的华侨却深知日本人的性格。表面看来似乎是舆论分裂,实际上,当国家利益明确要求一致时,日本人会一致团结起来。而且,他们的尚武气质是可怕的。但是,华侨们没有报警的门路。

正像陆奥宗光指出的,清廷的意图是既然无法确保朝鲜为属邦,哪怕在名义上维持一下宗主国的体面也行。

据《清史稿》记载,清政府的属国有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①、南掌①、苏禄、廓尔喀、浩罕②、坎巨提③等十国。不仅朝鲜,以琉球为首的其他属国也没有让清廷驻军的先例。清廷只派去册封使,不直接干预统治之事。所谓宗主国,本来是空有其名。接受册封后才允许与中国通商,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形式,可以称之为东亚方式吧。到了19世纪,带有西欧式国家观念的列强侵入亚洲,问题就麻烦了。

现在哪怕是仅仅保持名义上的统治,也不可能了。袁世凯的任务是把已经难以维持的名义上的宗主权尽可能地延长,再延长。

派朴定阳去美国时,朝鲜政府曾向袁世凯保证“递交国书之后立即归国”,这才取得“全权”头衔。然而,朴定阳于1887年11月到达华盛顿,递交国书之后迟迟不归。

为了向全世界显示朝鲜的独立自主,朴定阳的任务是尽可能在华盛顿待下去。与之相反,为了强调对朝鲜的宗主权,必须尽快让朴定阳归国,这是袁世凯的任务。

袁世凯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

“是美国方面一再挽留。”朝鲜当局这样推脱。

“挽留也时间太长了,究竟办些什么事?”

“这可不知道,离那么远,又不大了解美国的情况。”

“同美国不可能有麻烦的谈判,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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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北洋人(4)

袁世凯瞪大了眼睛,他想说:如果有,就可能是对中国的阴谋。

“谁知道有什么事,一直没接到报告。如有大事,会报告的,看来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重大事情也有不便报告的,报告了也有对我隐瞒的。”

“不,绝无此事。反正朴定阳是使用大清帝国的年号与美国政府往来函件,这事有过报告。”

“大清的年号?”袁世凯苦笑了。

原封不动地使用某国的年号、历法,就表示是那个国家的属国。“光绪”是清廷年号,使用它就证明服从清廷。朝鲜领议政沈舜泽致函俄国公使韦贝时,写的是“大朝鲜开国”,这就表明没有服从清廷的意思。

不过,这种习惯只限于东亚。用清光绪年号,译成英文时便改成西历,所以用用无妨,这也许是朝鲜政府应付袁世凯的作战手段。

朴定阳在美国滞留一年。这期间,袁世凯在汉城不断地施加压力,而朝鲜政府以美国政府挽留、本人患病等种种借口,一拖再拖。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之后,朴定阳却“因病”归国了。美国方面大为惊讶:“为什么全权公使才一年便归国?”

而清廷则责备:“为什么竟停留一年多?”

坚持一年,是朴定阳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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