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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擞?942年3月推行），把比利时工人放逐到德国去，强迫矿工在礼拜日工作，以及没收教堂的大钟。尽管这些抗议得不到德国人的回答，但是，由于教会在比利时具有强大的势力与影响，它们在维持比利时的民心士气和抵抗意志方面却起了巨大的作用。

另一个培养抵抗精神并使之见诸有效行动的非常有影响的地方是大学。在列日和根特的国立大学里，德国人通过吉斯林式的教育部秘书长比在布鲁塞尔的自由大学或洛文的天主教大学里更易于贯彻他们的意志。布鲁塞尔大学因为反对任命吉斯林分子担任教授，同德国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后，被关闭了（1941年12月），学生则由其他大学吸收去了——主要是洛文大学，它很慷慨地免除了这些学生签署通常是强制性的皈依天主教的宣言。1943年3月，德国人颁布了一项新法令，强迫大学一年级的全体男女学生报到，参加六个月的体力劳动。而且，今后凡是没有先参加过至少一年劳动的人，一概不准注册进入大学。根特和列日的大学举行了罢课；校长拒不合作，甚至经过几个月后，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学生报到。洛文大学的校长范·瓦埃昂贝格断然拒绝答应德国人提出的交出学生名单的要求，因此被判监禁十八个月。他的英勇的反抗在比利时人民中唤起了最为崇高的敬仰和热情。

在占领初期的抵抗活动中树立优良榜样的另一个很有影响的团体是比利时的司法部门。但是，他们后来同德国人的妥协尽管是迫不得已的，却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失望，并使他们早期抵抗活动的荣光暗淡了。的确，在占领的头两年中，德国人和比利时的通敌分子部感到司法部门是实现他们计划的主要障碍。首先，上文已经提过，国王在投降那天所谘询的那三个法学家作出的决定，使得在伦敦的皮埃洛政府成为比利时唯一合法的政府，从而无法成立任何一种稍具合法外表的吉斯林政府。其次，早在1940年秋，另一个法学家团体立法委员会正式宣布，秘书长的立法权是有明确限制的。其结果是很多诉讼当事人都在法庭抨击秘书长所作出的决定。最后由最高法院通过一项判决（1941年4月7日），宣布秘书长所作的决定大都是不合法的。这时，冯·法尔肯豪森进行了干预，他下令（1942年5月14日）禁止法院有权质问秘书长颁布的法令是否合法，参加这类案件的一些律师也遭到逮捕。1942年7月4日最高法院同秘书长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秘书长们可以作为一个“团体”集会与立法，但是当罗姆塞于12月自动地颁布一项重要命令时，又发生了冲突。布鲁塞尔上诉法院的法官在裁定由于这项命令所引起的一桩案件时，宣布这项命令是非法的。德国人于是逮捕了这些法官。最高法院的法官接着举行罢工以示抗议。德国行政长官雷德尔回避问题，颁布了一道命令，使阻挠司法部门重要机构的活动成为一项罪行，最终可以判处死刑。于是罢工停止了，德国人释放了被逮捕的法官，双方就秘书长的权力问题暂时达成了一项妥协办法。

也许因为是最常使用，所以最为有效的抵抗武器，就是那些秘密报刊。这些秘密报刊仅就其数目之多（约二百种）和内容的多式多样来看，确实是令人可畏的。德国人已经控制了公开发行的报刊，使之掌握在吉斯林分子手中，从而完全改变了它们的方针，为德国人的宣传目的服务。因此，迫切需要出版一些新的秘密报刊来抵销德国人主办的那些报刊，重新恢复全国的民心士气，并把少量的、可以依靠伦敦广播电台播送的一般新闻以及大量国内消息提供全国，同时还指示可以在何处和怎样进行最为有效的抵抗。秘密报刊最大的力量来源在于它们不是集中在一处的——全国所有的城市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报纸——但是，由于大量发行显然有困难，这样做既是出于需要，也是非如此做不可的。另一种力量的来源是秘密报刊内容的多式多样，这是比利时国民性格的较为直接的反映。它们几乎迎合了各方面的兴趣，几乎可以看到各种政治色彩的东西。各报之间经常展开纯政治性的论战，但是大家都认清了共同的敌人并与之战斗，而且在秘密工作的实际问题上都共同合作。

至于比利时一般公众的抵抗运动，它的发展并不象它的组织起来那样缓慢。甚至在早期个人抵抗的形式——如故意使行政工作与警察工作发挥不出效力，在工业生产中采取“怠工”的策略，对德国人普遍采取敌视态度等——故意使德国人的控制机器疲于奔命，使德国人在掠夺中不能得到全部利益，并促使他们对自己最后的胜利感到不安和怀疑，这些方面倒也颇有成效。而且，很多个人的明显反抗行动，如杀死可恨的吉斯林分子，破坏工业或交通等，都是早在组织进行这类抵抗的团体成立以前就自发地干起来了。根据当时报刊上的大量报道和关于这一问题的可以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很难对比利时反抗行动的实际发展、性质、规模和次数，以及占领国对这些行为所进行的报复，得出一个简明的概念来。早在1940年7月8日，德国人在经由布鲁塞尔电台发出的一次广播中就第一次承认，有人破坏电话和电报通讯，并扬言要全面进行报复。从那个日期起，经常出现一系列有关破坏交通、谷物、汽油库、工厂等等的类似的报道和公告。德国人最初采取的报复办法是，把若干遣返的战俘再次囚禁起来，强迫比利时人守护工厂或军事设施，以及征收集体罚款，但是，报复办法逐渐更加严酷起来，直到开始枪毙人质。大约在1941年2月以前，处决爱国人士、破坏者或人质总是尽可能保守秘密，但在1941年9月19日，德国人发布一道命令，宣称比利时境内被拘留的全部政治犯（据信这时约有四百人）均应作为人质。遇到德国军人和警察人员受到袭击而又抓不到肇事者时，就枪决一批这些人质。如果这样一次袭击造成了死亡，那至少要处决五名人质。

将近1942年底时，破坏行动与报复行为的比率急剧上升，而且直到占领结束时一直都在上升。同时代的德国人方面的某些简略的资料，有助于对这类情况作出一个公正的估计。1943年4月24日，德国占领当局宣布，从那年年初起他们已逮捕了“三百一十名恐怖分子”和“五百二十二名共产党工作人员”，其中凡未“立即枪决”而已“移交军事法庭者，也应处以死刑”。同时，他们列举了对“通敌的党派成员的生命财产进行过一百八十八次袭击”。1943年7月20日，英国广播公司在纪念比利时独立日的一次广播中指出，自从德国人开始占领以来，他们已“处决或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了”三千多名比利时人。

1942年和1943年德国人对比利时和西欧其他一些被占领国家无情地推行了一套征集男女到德国工厂劳动的制度，在比利时工人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在1943年2月和5月间，要把大批比利时人押送到德国去的威胁，激起了列日、沙勒罗瓦、拉卢维埃、蒙斯和维尔维埃这些大工业中心及其附近的地区爆发了罢工。2月间，列日的六万名工人罢工，迫使德国人暂时推迟了他们原已计划好的押送工作。3月间，沙勒罗瓦电厂为抗议德国人把一千二百名工人转移到德国去而发动的罢工，迫使德国人把押送出境的人数减少到四百名。德国人对这类抵抗采取了报复措施，他们发布了一道命令，规定凡破坏劳动合同，拒不服从强迫劳动条例，或在其他方面表明怀有恶意者，均将没收其配给证。

下一年即1944年的头三个季度中，比利时人继续经受纳粹压迫的苦难——强迫劳动、押送出国、枪杀人质、大批逮捕和处决。证实这种情况的资料又是来自比利时人和德国人方面的。2月底，比利时通讯社“安贝尔”报道，列日大约有两万名居民“躲进森林”，逃避强迫劳动或押送出国。3月初，德国人下令要居民撤出比利时沿海的大片地区，包括奥斯坦德在内，以便把这些地区以及毗邻的荷兰一些地区放水淹没。同时，他们实行了一项新的“快速审判程序”，以对付日益高涨的反抗运动。根据这项计划，将派特别军事法庭前往出事地点进行即决裁判；任何人携带武器、弹药或爆炸物，一经查获，当天当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接着立即处决了大约七十名或七十名以上的人质，德国人自己公开承认在3月6日至11日间，处决了六十二名人质。他们还透露出来，在1943年3月1日至1944年2月15日间，他们逮捕了“大约四千七百名共产党人、恐怖分子和匪徒”，其中“有九百六十三件杀人、爆破和其他破坏活动的案件已经毫无疑问地结案了”。由于大家都知道这类活动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就非常清楚他说明，至少大概有那么多人被处决了。根据比利时司法部1945年递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证据，在占领期间被处决的比利时人中，大约有两百名肯定属于人质一类，还有大约五十个人是在他们犯了处死刑的罪行以前就已经被捕了。比利时司法部还估计，至少有六百五十个比利时人被押送到德国集中营去，其中有很多人就死在那里，人们也知道这些人都是德国报复行动的无辜者。

尽管德国人实行了这种恐怖政策，抵抗和破坏活动仍有增无已，尤其是在6月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这时，比利时的一些抵抗团体同法国的抵抗团体联合起来，有计划地破坏交通工具，从而大大妨碍了德军的撤退。“盟军登陆日”也在德国方面发生了强烈的影响。第二天（6月7日），利奥波德国王从比利时被转移到德国。6月6日，国王发表了一份告人民书，告诉人民他对于即将把他转移到德国去一事曾提出严重抗议，并号召人民保持英勇团结。7月间，在暗杀希特勒未遂事件发生的前夕，德国控制的形式和人员进行了彻底的更动。根据1944年7月13日的一项命令，格拉塞将军奉命接替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出任比利时与法国北部德军总司令，比利时的德国军政府改为一个文官政府，由科隆…亚琛行政长官约瑟夫·格罗厄以德国专员身分出面领导（他继续担任行政长官）。这样做的目的是，把比较温和的军事政权改为对比利时人的生活、活动与资源实行更为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控制。但是，德国人那种急剧恶化的处境使他们甚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不得不用其他一些更为严峻、更为激烈的措施来代替这一步了。希姆莱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已经有一个党卫队将军叫做里夏德·容克劳斯作为他个人的代表了。8月初，据宣布，这位将军已被派为上述地区的党卫队和警察长官。几天以后，他又奉命指挥该地区的军队。可是尽管最后干了几件报复与恐怖事情，容克劳斯已没有时间来巩固他的统治了，因为在他的任命发表后两星期，盟军已经攻入了比利时，并于1944年9月3日光复了布鲁塞尔。

最后需要谈一谈比利时抵抗运动的性质、目的和组织情况。注意一下比利时的抵抗运动甚至在组织起来以后仍然很明显地分为两种形式，即积极的与消极的，这是很重要的。消极抵抗运动的团体主要是由战前一些政党的领袖按照党的方针组织起来的，目的在于鼓起国民的斗志，以抵制德国人推行纳粹化的企图，维护并促进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纲领，准备迎接解放。另一方面，积极抵抗运动的团体则不遵循明确的党的方针，它们组织破坏活动和准军事队伍，目的在于阻挠德国的行政工作和暗中破坏德国的作战努力。这两种抵抗运动虽然各树一帜，互不相关，但是一种运动的成员同时也可以参加另一种运动；而只有共产党人则提供了唯一的实例，把抵抗运动的这两方面在一个党的绝对领导下真正地联合和协调起来。诚然，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共产党的人数有了惊人的增加，威望也有了惊人的提高，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组织严密、积极开展“地下活动”，因而吸引了一些比利时人，这些比利时人并不一定是倾向于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看到共产党人比其他团体更全面地展开积极的抵抗活动。由于德国人一贯总把所有的破坏活动都归咎于共产党人，力图把仇恨统统集中在俄国和“布尔什维主义”上面，这就进一步提高了，甚至夸大了共产党人的威望。

最后，共产党人终于支配了最大的积极抵抗者的团体，即独立阵线，该组织创立的目的是要把各种专门从事破坏活动的小地下组织都团结在统一的指挥之下。大战结束时，独立阵线显然成功地把这些形形色色的小团体合并起来，因此共产党人获得了最大的人力遗产。然而，几个重要团体仍然留在独立阵线之外，原因在于它具有极左的面貌。这类团体是：比利时军团、白卫军、步枪队，以及民族解放阵线。比利时军团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准军事团体，它在全国各地组织严密，指挥官大都是以前的军官，武器弹药充足。军团的目的是要在盟军发动进攻的那天提供重要的合作，但是下述任务也是他们的目的，即提供一个强大的警察组织，以便在德国的统治崩溃以后，比利时的合法政府重新建立起来以前这段危险时期里维持公共秩序，防止左翼的地下激进分子发动政变。然而，后一目的必然引起了左派人士的怀疑，认为比利时军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企图搞政变。对于留在独立阵线以外的其他一些运动也抱有同样的怀疑，认为它们有独裁主义的倾向——部分可能是由于这些组织的名称带有反动的味道，如“白卫军”、“步枪队”等，部分可能是由于其成员的成分主要是天主教徒和以前的军人。白卫军组织严密，主要在佛兰芒地区活动，步枪队则在瓦隆地区十分活跃。民族解放阵线也是由一些老战士所组成，这些人都是来自三个传统的主要政党——天主教党、社会党和自由党——因而排除了共产党。

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抵抗团体后来被通称为秘密军。尽管它们在人员、纪律、武器和其他资源方面具有潜力，但是在解放时期和解放以后却不能指望同独立阵线一样得到民众的支持与爱护。舆论的趋势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整个欧洲，都极其强烈地倾向于左派。虽然如此，比利时的右派却享有左派所不曾具有的一个极大的有利条件，它的强有力的政治工具天主教党，由大主教亲自领导，可以通过大胆的教士的活动公开表示反对，而其他的政党在努力使公众知道他们和他们的纲领时，则必须完全通过地下的渠道。同时，天主教的消极抵抗运动，如“为了上帝运动”和“精神之剑”的影响，从德国人力图扑灭它们所用的那种残酷手段上已获得证明。另一方面，比利时的第二个最大的政党社会党，在被占领期间却遭受了几次沉重的打击。首先，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在1940年5月离开了比利时；其次，它被德国人正式解散了；第三，当它的战前的主席亨利·德芒于1940年6月加入吉斯林分子的行列时，它的威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后来年轻一代社会党人个人所作出的杰出的抵抗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早期这些挫折。确实，社会党和自由党的个别成员对抵抗运动作出的贡献要比他们自己的有组织的运动所作出的为大。因此，他们便腾出战场来让极右的天主教党和极左的共产党两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去进行角逐。这一发展的结果在解放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