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文学

第561部分（第1页）

子一样。

国民党在孙中山教导的鼓舞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按照共产党的式样改组以后，便着手铲除军阀主义，但在这方面仅仅获得了部分成功。一部分旧军阀被打倒了，而另一部分军阀，国民党同他们达成了协议。但是国民党将领本身，无论原来就是国民党员还是后来出于利己的动机新加入国民党的，仍然保留着先前那些督军的许多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自然依靠那些他多少信得过其忠诚的人，特别是依靠他亲手创建的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即使这些人的能力并不总是第一流的。

因此，蒋的权威并不是绝对的，即使对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军队也没有绝对的权威，至于对各省的地方军，特别是对边远的省份例如四川、云南或广西等地方的军队，他的权威就更不那么有效了。在这些地方军中他不得不小心行事；尽管他一直软硬兼施，试图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并取得了相当成效，但这个过程到1937年还远没有完成。

对文职人员的控制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国民党在组织性和工作效率方面大大优于它以前的历届中国政权，但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实际上还是分裂为各种派别和集团的。尽管蒋握有军权并与“宋氏家族”有姻亲关系，他还是不得不在这些派系之间运用手腕搞平衡。此外，在现代行政管理制度方面，特别是财政制度方面，还只是初具规模。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收入和产盐区的税收。

在1937年战争风暴降临时，中国政府就是这样既初具规模又有分裂倾向的状况。

战争和撤退不可避免地加深了这个政府的缺陷，并导致行政管理上的退步。政府被迫退到广阔、肥沃然而历来是与外界隔绝的四川省避难，当地居民对大批拥入的“下江”人是不怎么热情的。幸存的与外界联系的最好的一条交通线要通过更加遥远落后的云南省，这一地理条件使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态度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事实上，龙云确实仍然是忠于蒋介石的，不过他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有他自己的条件。

现在，政府已失去了来自间接税的大部分收入，而以新的办法来筹集公共收入的能力又受到行政管理方面种种缺陷的限制。在自由中国被分割的各个“战区”里，由地方长官自行招募军队、自行筹描绘养和发饷的这种由来已久的中国习惯，这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根深蒂固了。这些地方长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文武职能集于一身的，因此他们就成为半独立的了。他们的直属部下效法他们的榜样，无孔不入地损害可怜的招募来的士兵的利益以中饱私囊。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弊病，这些弊病使西方观察家感到震惊和可怖，但蒋和他的许多同僚却对此熟视无睹或漠不关心，因为在他们的经历中，这些都早已司空见惯。即使蒋本人另有看法，他也不能根绝这种罪恶，因为这样做会使他的追随者迅速背弃他而投奔汪精卫和南京的“正统”

国民党，但这将是有利于日本人的。

战争的岁月对老百姓产生了严重影响，特别是薪给阶层——城镇的中下级公教人员。政府不得不主要是依靠发行纸币来应付开支，随之而来的通常是物价的扶摇直上。他们试图用控制物价和对大米及其他必需品进行补贴的办法来减轻物价上涨所产生的困难，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又碰到了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是很难以偶尔采用的审判和判处死刑的办法来制止的，因为他们发现，对那些最有势力的违法分子，还是让他们逍遥法外为妙。同时，政府又与那些彼战争状态所加强的旧势力和习惯产生了冲突。当然，如果认为这仅仅是内地省份的地主和商人阶级的过锗，或者在这些事情上把“旧势力”分子同东部沿海地区受过西方教育或西方影响的人截然区别开来，这都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况下，厌战情绪和渴望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想法，当然就很自然地传遍了自由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产生过速胜的希望，然而这种希望很快就为失望的痛苦所代替。日本对东南亚的征服使得中国的地位比以前更加孤立，更加危险，因为除了从印度越过险恶的“驼峰”和中印之间的丛林地带的空中运输线以外，中国和西方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而且日本人屡战屡胜的情景严重地动摇了西方列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威信。华盛顿政府和伦敦政府公开地优先考虑欧狲战线和中东战线的问题，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的失望和痛苦。即使中国还没有完全丧失最后打败日本及其轴心国伙伴的信心，但随着国内情况的日益恶化，这遥遥无期的、年复一年地等待着的最终结局的前景，对重庆说来自然是令人沮丧的。

中国人批评美英两国对自由中国的苦难显然不重视，不关心，然而得到的反应却是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缺点越来越公开的指责。在对外宣传上，这个政权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一心一德的政府，它正在成功地、深入地实行一种长期的防御战略，从而正在箝制和削弱日本侵略者。它喜欢把小接触夸大成战役，把它所取得的一些成功夸大为巨大的胜利。当然，这样装潢门面并不是什么大错。重庆政府需要得到帮助，因此他们就装出自己是完全值得帮助的样子，装出有能力运用这种帮助的样子。但是，当被说成是第二流的、效能差的、已经消耗了一半精力的日本人猛烈地打击美国和英国并使它们遭到失败和耻辱的时候，在美英两国产生了一种倾向：它们想为其惨败找借口而抱怨说它们上了中国人低估日本的战争潜力和战争能力的当。它们宣称，中国战场简直是日本军队的练兵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借以积聚与西方抗争的实力的地方。西方盟国以前曾经对国民党中国有过一种理想化的看法，但现在则反过来对国民党有另一种看法，倾向于忘记：国民党军队在1937—1938年期间总的说来确实打得漂亮，打得勇敢，并且与战争开始时大多数外国观察家的预料相反，日本未能使中国屈服。现在，国民党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的形象是漆黑一团，恰似以前的形象是雪白无瑕那样；然而，正同那个旧的形象一样，这个新的形象同样是远远不符合实际的。

这一切都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好处。1937年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共产党人同意放弃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暂停强行没收地主的土地，把自已的武装力量置于国民政府控制之下。

国民党接受了这一让步。作为交换，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八路军为抗日部队之一。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任命一名共产党代表，并准许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先后在汉口和重庆出版。在1937—1938年期间，双方相当协调地进行了合作，共产党军队在协助抗击日军对山西省的进犯中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但是国共谅解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双方领导人在这一点上都不抱什么幻想。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刘少奇从未正式放弃共产主义，或宣布不受莫斯科控制，或宣称他们仅仅是土地改革者。

相反，他们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党国家。他们确实说过：整个共产主义纲领在中国只能分阶段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有一个与中国其他党派及阶级暂时合作的时期。这只是眼前的策略问题，至于目标，不论多么遥远，是始终如一的。所以共产党的行动是以心目中的这一目标为指导的。

日本军队在中国沿着公路和铁路交通干线推进的时候，丢下了大片地区；他们希望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来接管和统治这些地区。然而从战争初期起，对日军及伪军的抵抗运动就在日本人基本上置于不顾的那些地区发展起来了。

这些抵抗运动或游击运动并非都是共产党鼓动和组织的；其中许多是效忠于国民政府的，有些是中国军队的战地司令官——特别是桂系将领李宗仁——组织的。但是，从一开始，共产党人就在这些运动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华北，由于相对地靠近他们的力量中心（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因而他们更处于有利的地位。

此外，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组织性比他们的大多数竞争对手都好；而且，在他们所创建或接管的游击区域，他们在人数上虽然不过占少数，但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政治上态度鲜明的、能左右局势的少数，必要时他们可以得到其核心，即经验丰富的战斗部队的支持。共产党在扩大自己的控制区的过程中，确实是同日本人打的——他们对日本远征军进行自卫反击，孤立或拔除外围的日军及伪军的据点。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同样很活跃：他们试图向非共产党的中国游击组织进行渗透，并在需要时用武力予以征服，即使这些非共产党游击组织象他们自己一样是真正抗日的。

这样，在中国沦陷区内地，形成了以共产党为一方、日军和伪军为另一方、效忠重庆而不是效忠延安的游击分子为又一方的三角之争；在这场争斗中，亲重庆的抗日队伍常常受到两面夹击——一面受到日军的进攻，另一面受到共产党的进攻。在1938—1941年期间，这种形势造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之间一系列的摩擦，终于在1941年1　月发展到了中央政府军队和共产党的“新四军”之间的一场相当大规模的冲突，当时“新四军”已渗透到长江以南，正在南京和上海附近建立共产党根据地。这次冲突事件引起了双方激烈的互相指责和要求纠正，但没有发展成双方都还不希望发生的全面冲突。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重庆和延安双方都认为最终将导致日本的失败，因而加强了中国内部两股敌对力量各自为争夺地盘而调动兵力的倾向。共产党如果能取得对华北和华中内地的控制权，他们将比国民党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以便一旦日本人被大大削弱以后，随即占领这些地区的城市和港口，从而以曾经遭受日本人蹂躏和破坏的大部分领土上的主人的姿态出现。但是共产党缺乏武器、弹药和一般的军需物资，因为随着猜疑和敌对情绪的增长，中央政府拒绝向共产党提供这些物资，而且中央政府自己在这方面也感匮乏。因此共产党转而谋求西方（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就是美国）的援助。共产党向访问延安的美国新闻记者，有时还向访问延安的在华的美国外交使团和军事使团的成员保证，愿意同美国合作，并且向他们描绘共产党的目标和成就的美妙图景；而这些美国人中有不少人由于对国民党政权那些十分明显的缺点有反感，就立即从表面上的理解接受了共产党的这种宣传。因此，在一些美国人中，普遍有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党是唯一认真抗日的集团，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同“反动的”、“法西斯的”、“封建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亲日的国民党适成对照。言下之意，共产党是美国租借法物资的最有资格的接受者，是未来美国远征军的最有希望的中国盟军。这正是共产党的目标，而且他们已非常接近于达到这个目标了。

这就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所揭开的中国历史新篇章的历史背景。

第三节　自由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表现和经历

日本占领暹罗，明显地预示着即将对缅甸发动攻势，这不仅是英国，而且也是中国和美国所关注的事。起初，只有两个英…　印师和当地的缅甸步枪队守卫着这个辽阔的国家，后来得到了三个英国步兵营和英国第七装甲旅的增援。1942年2　月20日，丘吉尔向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呼吁，要他允许将正在从中东回国途中的一个澳大利亚师调往仰光。但是，尽管罗斯福也参与了这一呼吁，他们却未能说服柯廷同意这样做。

与此同时，蒋介石则主动提议派遣中国军队去缅甸。12月，美英荷澳联军总司令阿奇搏尔德·韦维尔爵士将军前往重庆与蒋介石磋商。在这方面，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麻烦。蒋介石向罗斯福抱怨说，韦维尔拒绝他提供的帮助，罗斯福也对此颇为生气。1　月23日，丘吉尔就此事问及韦维尔时，书维尔说他并没有拒绝过蒋介石。

他说，他接受了中国第五军的两个师去，但要求第六军不要去，因为给养有困难。

然而从韦维尔回答的口气中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并不很想得到中国的帮助。他说，英国在中国的威信已经够低的了，如果承认没有中国的接助就守不住缅甸，那么英国的威信将进一步下降。同时，缅甸人的看法，也要予以考虑，虽然韦维尔在回答中没有提到这一点。缅甸人不见得喜欢装备不好、纪律败坏的中国军队出现在他们的国土上。159　因此，英中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冷淡的。1942年2　月蒋介石对印度的访问也没有改善这种关系，当时印度议会领导人试图动员蒋介石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英国政府答应这些领导人的政治要求。丘吉尔要求蒋介石取消拟议中的对住在瓦尔达的甘地的访问，蒋同意了这一要求，但是这件事加深了他对英国的反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希望派一名高级军事代表去中国。起初，委派了一位高级将领担任这个职务；但此人很不喜欢这个差使，因此，多半是由于马歇尔将军的推荐，终于选中了约瑟夫·w　·史迪威少将。史迪威显然是有资格担任这项使命的，只是军阶不够高，但后来把他晋升为中将，就弥补了这个不足。他在中国已有不少阅历，特别是在1937—1938年期间他担任过陆军武官；他对中国的战事有一些第一手知识，而且他是美国高级军官中唯一能读能讲中文的人。但是这些军事上和语言上的长处被他的急躁脾气抵销了，而且现在落在他肩上的千头万绪的职责，即使让头脑最冷静和最明智的人去于，也是难以协调的。

现在史迪威被派回中国，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指挥入缅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

他以这个身份向这位中国大元帅负责，同时又作为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在技术上向蒋介石负责。但是除此以外，在有关美国租借法援华物资的一切事务方面，他又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而且在这方面，他是不受蒋委员长管辖，而只对华盛顿负责的。

正如他在《文件》中表明的那样，他真正的任务是“进行协调和安抚，保证〔滇缅〕公路畅通无阻，把各派势力揉合起来，并抓住指挥权；总的来说，就是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换句话说，这时，华盛顿当局意识到中国军事当局的严重缺点，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代表在中国，以便促使中国人采取步骤纠正这些缺点。这是一项要求具备外交才能的使命，而史迪威却完全缺乏这种才能。无疑，他从一开始就是不称职的。当蒋介石同意甚至欢迎对他的任命时，这位大元帅大概希望给他派来的这个美国人是了解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困难的，是能够同情他的，并且在他要求增加他认为有资格得到的租借法物资方面，这个人将成为他在华盛顿的鼓吹者。

用史迪威的话来说，蒋介石要史迪威“成为向美国索取他们〔中国人〕所要的一切东西的工具”。

然而，一个懂得怎样来对付中国人的美国代表，是可以不必样样满足中国人的要求而照样能同他们和睦共事的。但是史迪威的日记和笔记表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