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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第一,两首词的内涵是政治性的,其体裁是文学作品,表现形式是艺术性的。因此,很明确,要播好这两首词首先是从政治上定位,首要地是深刻理解它的内涵,深刻理解写作和公开发表的政治背景,不能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理解和处理。但是,它毕竟是文学作品,不能直露政治、采取播送政治言论的方式对待,不能失去文艺作品的特色,要善于用高超的文艺形式表达深邃的政治意境。

第二,在播音的具体形式上,中央电台依据不同的节目、内容和体裁分别采取过全文广播、广播、播送、播报、朗读、朗诵等播音形式,对这两首词应该采用的是朗读而不是朗诵,客观、准确表达它的涵义和意境,不加过分的艺术渲染和夸张。

第三,这两首词与其他诗词不同,与毛主席过去发表的诗词也不同,政治色彩鲜明,艺术风格独特,特别是《念奴娇?鸟儿问答》一首,与主席过去的艺术风格迥异,诙谐幽默中含着辛辣的讥讽,当时读来令人痛快,令人兴奋,令人鼓舞,拍手叫绝。要恰当地表达出这一特殊艺术风格,准确把握播音的基调、声调和速度,跌宕起伏,含蓄而不外露。

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由夏青、铁城、方明和广播文工团朗诵演员徐恩祥组成的专家小组,具体研究播音问题;由台领导和专家组成监听评定小组,对播音作鉴赏和审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录播毛主席词二首(2)

事前的理解和定位是重要的,但最终要融于实践,靠播音完美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难的,播音员要有很深的功底。确定由夏青、铁城和方明都播音,相互启发,比较鉴定。虽然确定了采取朗读形式,而播音基调的确定历来是个难题,定调,找准感觉,准确体现事前研究的预想。事实上,不仅每个播音员的理解、把握和表达不同,而且领导、专家和监听人员的理解、要求和鉴赏水平更是不一,众口难调,要经过反复地试录、评议、商讨、磨合,才逐步把准了脉搏。在播音情感、声调、速度的具体处理上也并不轻松,词的内容大放大收,诗人情感天上地下、大起大落,从大气磅礴骤然转入流水细语,从慷慨激昂骤然转入诙谐幽默,从高度概括骤然转入具体细节,转换尽在刹那之间。最难把握的是第二首——“鸟儿问答”,形式独特,语言独特,其中难以表达的词句是“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最难表达是“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毛主席不仅把“土豆”、“牛肉”写进了词里,而且把难登大雅之堂的“不须放屁”也最恰当不过地写了进去,前无古人。在当时,我们反复琢磨,前几句,是诙谐和讽刺,那么“不须放屁”是诙谐讽刺,还是愤怒声讨?播音是轻是重,是轻蔑还是斩钉截铁?着意承上启下分析,应该是兼而有之。这一切,播音要准确、饱满地融入几个字的发音中,真是不能为而又要为之。短短的两首词,从准备到录播用去了好几天的时间。

录音后评定送审,局长邓岗特邀请了诗人袁水拍、葛洛征求意见,最后送中央审定。夏青、铁城、方明三人的播音大同小异,风格不同,各有特长,正应了“百花齐放”,都得以通过,交叉安排播出。12月31日晚8点钟,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播出毛主席的这两首词,为新年增添了欢庆气氛。首播采用了夏青的录音,在其他时间和节目中夏青、铁城和方明的录音相互交叉播出半个多月。播出后,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各地群众纷纷上街游行庆祝,许多专家写文章介绍背景、解析内容、论述意义,中央电台作了连续报道,并试图谱曲录音播出,终因难以准确把握而作罢。

这两首词播出后的第8天,1976年1月8日,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在15日邓小平致的悼词中号召向周总理学习,其中说:“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的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

中央电台在唐山大地震中(1)

既要做好抗震救灾的报道,又要保证大楼的安全和任何情况下播音不中断,还要保证工作人员和职工家属的安全与生活,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一下子涌来,中央电台在经受考验中。

1976年7月28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级的唐山大地震,24万2千多同胞遇难,16万4千多人重伤,7200个家庭全部震亡,4000多名儿童成为孤儿。这次地震波及到天津、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既要完成抗震防震的报道任务,本身又处于震区,必须做好抗震防震工作,面临着与过去紧急、重大宣传完全不同的情况,面临着双重任务。

地震发生前,我在大连。那几天天气奇热奇闷,大雨不断。27日,我与中央电台的几位同志到大连郊区参观,晚上回来时雾气蒙蒙,车灯只能照射几米远。凌晨,突然被颠醒,听着门窗嘎嘎的响声,看着摇曳的电灯,我惊奇地喊出:“地震啦!”等我匆忙走下宾馆的大楼时,院里已经站满了人,大家纷纷议论:“地震发生在什么地方?”当猜测到可能发生在唐山、天津、北京时,人们涌向了邮电局……

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想到了北京,想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想到了安全播音。我深知,地震对广播大楼、对广播的严重威胁,中央电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中断播音的,如果全国人民听不到中央电台的广播,听不到北京的声音,那将意味着什么?当时无法与电台和北京取得联系,我赶紧回到房间,打开了收音机,急切地想听到中央电台的声音……

当我打开收音机时,还不到中央电台开始播音的时间,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当凌晨4点钟,传来了《东方红》乐曲的时候,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中央电台没有出大事,北京没有出大事!但是心中的疑团并没有解开,北京有没有发生地震?地震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

早晨6点30分,从中央电台的《新闻报摘》节目中传来了地震的消息,在唐山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波及到天津、北京,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破坏情况还不清楚。这条消息解除了对北京的担心,又增加了另外的担心。在随后的连续报道中,不断披露了人员伤亡和造成破坏的情况,人们的心震颤了!

我急切地想回到北京,回到中央电台。因为我知道,尽管中央电台在正常播音,但内部工作的紧张和忙乱,是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大震之后还有余震,对中央电台安全播音的威胁并没有过去;中央电台的领导只有我们3个人,台长杨祚铭一直患眼疾,现在只有副台长张冬兴在主持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我想尽快与中央电台取得联系,但仅有的几条电话线路被占得满满的。好不容易接通电话后,尽管张冬兴告诉我没有什么大问题,反复叮嘱我不要着急,我却更坐不住了。

要回到北京谈何容易。铁路交通中断了,公路拥挤,水路船舶停驶,只有空中一条道,而飞机又都调往唐山抢运伤员去了。经多次与大连机场联系,过了两天才答复我:很难说什么时候有去北京的飞机,你到机场来等着吧,只要有你就上。地震后的第三天——7月30日,一大早我就赶到大连机场,眼前的情景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大连各医院的救护车排着长队,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在焦急地等待着。不一会儿,一架飞机着陆了,他们跑步而上,争先恐后地把伤员抬到担架上,抬进救护车里,急驶而去。不久,又一架运送伤员的飞机降落在机场上……。节气正处三伏天,地震后的天气又特别反常,气温高雨水又多,我们的白衣战士全然不顾,争分夺秒地抢救每一条生命。我从广播中知道,中央动员全国的力量,从陆地、海上、空中把地震中的受伤人员疏散到一些大城市紧急救治。

直到8月5日下午3点多钟,我才搭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北京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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