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床上的那个人还是背对着我,一动不动。
这座城市没有四季。天气永远闷热。
我坐在地上,注视着这个人凸出的两片肩胛骨看了看,用中文问:“你死了吗?”
他没有理我。
我想了想,用朝鲜语问了一遍,用缅语问了一遍,用马来语问了一遍,用他家禄语问了一遍,用英语问了一遍……
因为被抓来的慰安妇,有的是朝鲜人,有的是缅甸人、马来西亚、菲律宾……
没人理睬我,我停下来,躺下睡觉。
第三天时,屋子大概是被人打扫洗涮过,难闻的味道没有了,反而衬出这人身上新鲜的血腥味。
我看见那管依然未开封的消炎药膏,壮着胆子靠近石床。
我屏住了呼吸,手指即将碰到这人肩膀,对方转回了头。
我条件反射地蹿出去,扑通一声脑袋撞到了后头的木桌子,椅子噼里啪啦倒下,而我连滚带爬地举起长枪,枪在我手里发抖。
在这停不下的战栗中,我看清楚了他的脸。
他。
居然是个男人。
长得很好看,很安静。
温和无害。
我端着长枪发抖。
对峙了多久,我就抖了多久。
他可能是觉着我很好笑:“新兵?”
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我在这一瞬间决定撒谎。
我摇摇头:“朝鲜人。修枪械迫击炮的。”
前半句并不算说谎,因为我的生母是朝鲜人。后来她被我父亲用竹席裹得结结实实,木棒一下下打在竹席上。
直到竹席上的血变成了黑色。
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雪,我隔着竹席问她:“阿绵,你死了吗?”
她是家仆,父亲不允许我叫她母亲。
她不回话,她已经被父亲打死了。
“朝鲜人。”这人念了一遍,点点头,看他表情好像是在同情我。我们抓当地的农民逼他们修建地道,地道一旦修好,他们的死期就到了。
他大概以为修枪械的朝鲜人也是一样,修好那一天就是死期。
“上战场吗?”他问。
我的脑海里出现自己端着机枪麻木地扫射的画面,我继续撒谎:“当然不。”
他不说话。我捡起来刚刚丢在地上的药膏,心慌口干地示意他。
白底儿绣着细碎兰花的被子被他推到一旁,他允许我过去。
他两只手被粗重的铁铐拴在一起,铁铐连着的链子钉在墙上,长度只够他下床,都不够碰到那张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