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头像鼓槌一样狠狠地撞在浴室的瓷砖墙上,但她仍然不肯让步,而是继续咬着,吮吸着。我的大脑仿佛炸裂开来,理智早已荡然无存,沦陷在双腿之间,彻底地屈服了。我感觉自己在慢慢下沉,却完全不能阻止自己。意识正在变得薄弱。她和我一起倒在地板上。她怎样摆放腿的姿势,我并不清楚。这也许并不重要。最后我们两个蜷缩在浴盆里,相拥着哭泣。
第二天我去了她就读的教育学院,装作自己是那里的学生。这样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如果她识破了我的谎言,她一定会离开的。
想要在未来成为一个特殊教育工作者绝非易事,这些学生必须首先学会那些枯燥的普通小学和初中教师具备的专业知识。咨询处的人向我解释说,我必须选择两个科目,不久还要去医疗教育研究所学习。好的,没问题。
在巴诺韦斯基和施纳普教授的教育学普论的讲座上我再次找到了她。四百个男女学生坐在阶梯教室的座位上专心地记着笔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一直到今天仍不清楚。反正教授们在课堂上基本都是照本宣科。他们完全可以把他们的旧讲座手稿偷偷地塞给一家出版社去发表。
当那位高个子的教授指出,联合教学是*课堂选择的方法时,我大笑起来,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朝我看。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这也是最后一次我扮演自己选择的角色时失态。我突然意识到,尽管我把她奉为生命中的指明灯,但事实上我完全没有接受这一点。
她从离我很远的靠下面一些的座位上看着我,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认识我的表情。
两位传授教育学的教授中的一位走向我,站在离我两米远的位置。他的态度是*的,令人产生共鸣的,但也让人感到恶心。
“年轻人,说说看,您有什么问题吗?”
他的声音里明显夹杂着侵略和愤怒的口吻,同时还传达着渴求沟通的意愿。
从学校里我弄清楚一点,人们必须要学会坚定,我不想在这儿浪费时间,只是为了让大家失望。即便为了她我也不愿意这样。我必须亮明我的观点,在争论的过程中但愿不会处于弱势。
“我只是自问,为什么这种滑稽可笑的事情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您谈论联合教学,您二位一起做课堂讲座,而我们就这么坐在位子上像一群蹲在杆子上的鸡一样坐在您的面前。更糟糕的是,他们正轮流阐述着您的讲稿。他们认识了解您两位教授,尽管如此他们每次都听些别的东西,但是您对此也不发表意见。在这里人们根本不期待您会组织个讨论,但您也可以就像现在这样教我们,我们小学时就是这样学习的。”
我的杀人计划 第五章(6)
“您的辩驳非常有智慧,并且充分。如果您能有片刻给予我们作为教授的尊重,我将感激不尽。您得一直这样下去,直到某一天轮到您做教授把我们都顶替下去!”
说完这番话,他得意地仰起头走到下面继续他的讲座。整个大教室安静无比,这种宁静一直持续到了下一堂课。
但在讲座的最后他招手示意我到他跟前,试图尽可能地了解我的想法。
“现在您可以和我说说,您是怎么看待学位的。您刚才发表的异议并非完全是不理性的,更绝对不是顺口随便说出来的。您之前是不是受过什么辩论方面的练习?您的父母显然具有语言方面的爱好和天赋。您能跟我说说关于您自己的一些情况吗?”
“我想从事帮助那些有行动障碍学生的教育工作。这项工作十分有前景,而且会给我带来很多乐趣。”
显然我口中的这些想法都是瞬间从我脑子里诞生出来的,这应该能够阻止教授继续向我发问,也足以让我应付他们提出的问题了。
“毫无疑问,您是正确的,年轻人。我们能在本学期末为您安排一个简短的报告吗?您或许知道,不久我们就要解散现有的指导模式,采取新的、具有社会同一性的举措。”
显然他想像之前一样在我面前献媚。我答应并承诺在四个礼拜之内完成一篇论文。
她在出口等候着我,之后一字未提讲座上发生的戏剧性的一幕。
从那以后,只要我的课程安排允许,我们总能一起上很多讨论课,并始终坐在一起。
她从来没有询问过我的住址,也没有要求占用过我的时间。
就这样,我结束了我的学业,却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因为我们两个一致拒绝给老师感谢我们学业期间优秀合作参与的机会,所以我们选择直接到学生管理处取自己的成绩。自从格罗尔德死后,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同教育机构保持了距离。但是我们需要这张成绩单,没有它我们还能成为一个正派的学生和规范的社会成员吗?
我不但在教育学院,还在大学里登记就学。我至今认识到的东西是那么可怜,令人感到寒酸,以至于我把只在一处学习看做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
生活就这样进行下去,四年后我完成了教育学的学业,通过了国家教师资格认证考试。这个考试大概等于施纳普他们刚开始教学生涯时的水平。
另外,我想成为一名教授。比起其他的头衔,教授这个头衔经得起别人的谈论,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职业需要人们付出时间来从事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且不会轻易被置于某种控制之下。学生应当显示出在学术领域的了解、兴趣和意图,并可以轻易地融入其中。
我的广告最初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写信来说,她想找个伴侣一起度过闲暇的时光。通过电话聊天我得出结论,这个老太太没有清楚地表达出她的意愿。她的确是那么说的。我明确承认,这些和我的工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