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河南唐河也办了一个女学,冯友兰的母亲在女学里负责管理学生,名义是学监。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吴清芝,还特意印了张名片。
1916年,北大哲学门这一届出了三位名人:朱自清,陈公博,冯友兰。
冯友兰回忆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时的感受:“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尊敬起来。”
冯友兰在美国读书时,有一次在杜威家里吃饭,看见报纸上说孙中山与张作霖合作了。杜问冯:“孙中山已经上过很多当了,为什么还要跟军阀合作?”冯无语。后来杜说:“历史中的斗争,是靠实力进行的,没有实力,专靠理论,是不行的。……实力有两种,一种是刀,一种是钱。……孙先生在当时,经常同军阀联系,为的就是想把他的理论同刀和钱联系起来。”“钱也有了,刀也有了,就有了1927年北伐的胜利。”冯总结道。
冯友兰在昆明时,生活非常苦。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一个月的工资有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于是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冯友兰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
冯友兰难得有真情挥洒的时候。一年春节期间,冯友兰在店门邓以蛰寓所与邓、杨振声及日本人小熏良四晤谈,喝了12瓶黄酒,大醉。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讲了一件沈兼士讲哲学史的趣事: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避居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闻一多和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生活清苦。有次菜太咸,冯说,菜咸有好处,可以使人不致多吃。但闻却用注释家口气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多吃也。”
1948年冯友兰从美国带回一个冰箱,在清华是惟一的,大概全北京城也不多。后得知清华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
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此话用在冯友兰身上真是不假,而且站在他身后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三个女人。冯老曾经题诗赞美在他人生路上,对他有重大帮助的三位女性。其诗云: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冯友兰兄弟姐妹五人,除了胞姐温兰早嫁、胞兄新兰早殇之外,冯友兰成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精英,弟弟冯景兰先生是我国早年有名的地质学家,妹妹冯沅君女士是我国现当代有名的作家和古典文学专家,这就是有名的“唐河三冯”。这都有赖于冯友兰母亲吴老夫人的培养和教育。
吴老夫人不但积极培养子女,而且还理解和支持他们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冯友兰先生要带着新媳妇任载坤回家省亲,有人劝他们暂时别回去,怕他母亲不让儿媳妇出来工作。冯老说我母亲肯定不是那样的人。果然,在家没住几天,母亲就“撵”他们走,并说:“我不要媳妇在家照料、伺候,只希望你们在外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
冯友兰的母亲吴老夫人从小教育子女要本分做人,踏实生活,真诚待人,念书知理;她凡事为别人考虑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冯友兰事事不愿麻烦别人这和冯母如出一辙。所以冯友兰说她母亲是封建社会的完美女性。而且冯母的良好品性对他影响很大:不但使他走出了失去慈父的阴影,而且使冯老走上了积极的人生道路。冯母对待生死很看得开,她曾对冯友兰说及人生在世,不一定要长命百岁,最主要的是把要做的事做完了,走了也就无憾了。这种人生态度也影响了冯友兰。
冯母逝世时享年83岁,冯友兰几经转折回去奔丧,写下了哀恸深情的《祭母文》以纪念他伟大而平凡的母亲。他还在《先妣吴太夫人行状》中说:先妣励志于宗祠之修建,全功未竟而身先陨落,八十三年之人生如此终结,其庄严悲壮,又非仅以团圆终结者所可比拟。闻亲族言,先妣入殓时容貌愉悦,尤胜平时,盖死生之道先妣尽之矣。
冯友兰对孩子面前并不严厉,譬如对于家中学生的功课,他并不要求谁非要考多少多少分,也不要求开夜车加班加点,他自己从考大学到出国留学每次考试就从未开过夜车;对于家中学生所选择的专业,冯先生也只看各人兴趣。宗璞上大学时读的是外文专业,为的是替自己的文学创作再打开一个窗口,冯先生同样很尊重她的选择。他并不要求子女一定要干什么,却希望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要努力干好。虽然冯先生的子女没有一个再搞哲学,但他们从父亲那里获得的一种精神也使他们各有所成:除宗璞成为饮誉中国文坛的作家外,先生的长子冯钟辽、次子冯钟越也都是某个领域极为优秀的专家。
冯友兰常在家中常讲一个笑话:当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哲学家时,有人问他,家中怎么没有一人“子承父业”,他很幽默地一笑置之:“那是我深知哲学之无用。”
1957年4月11日,冯友兰夫人任载坤的二姐任锐去世周年。这天上午11点多,冯友兰偕夫人扫墓回到家,就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今天请客吃饭,请他马上去。冯友兰又惊又喜,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只见金岳霖、郑昕、贺麟诸先生已经先到了。这颐年堂是三间屋子,毛泽东和客人正在西头那间谈话。他见冯友兰来了,便问:“方才找你不着,是在上课吧?”冯友兰说:“今天是任锐同志的周年,我上她的墓地扫墓去了。”毛泽东又问:“任锐同志是孙维世(周恩来的干女儿、毛泽东的俄文翻译,解放前林彪曾狂热追求过她被拒,“文革”中被江青集团迫害致死)的妈妈?”“是的。”这时胡绳也到了,于是毛泽东带大家到屋子东头那间吃饭。当饭菜端上来时,毛泽东说:“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
数月后,冯友兰发表《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不久他得到邀请,去参加了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分组讨论时,冯友兰正好与毛泽东是一组,小组会议就在毛泽东住所开。令冯友兰没想到的是,当他刚跨进毛泽东的家门时,毛泽东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原来毛泽东已经看过他写的文章。小组会上,毛泽东叫冯友兰发言。冯友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他说:“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散会时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964年全国政协开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作了一个发言。闭会那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到会委员合影留念。拍照时冯友兰正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一眼就看见了他,拉着冯友兰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说道:“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吗?”冯友兰忙说:“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
“文化大革命”开始,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68年秋,他才被允许回家,算是宽大处理。冯友兰觉得奇怪,为什么突然对他宽大了呢?后来一个友人悄悄告诉他,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他和翦伯赞时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