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儿媳张菼芳回忆,抗战胜利后前,中共曾邀请周作人到解放区去,周没有答应。于浩成回忆,周作人托人问其父董鲁安(时任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解放后更名于力)传达过想到解放区的意思,董将此事汇报给议长成仿吾,成一口回绝了。
【受审】
张琦翔回忆,抗战胜利后,华北逮捕汉奸,用的是请客的方式。戴笠让汪时璟出面在汪家宴请汉奸们,吃过饭,当场宣布拘留他们。周作人、钱稻荪与汪素无往来,故没有敷衍。二人是在当夜,军警以查户口为名,从家中带走的。当军警用枪械指着周要逮捕他时,周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
周作人被捕后,先被关押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周晚年回忆道:“在北京的炮局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的,诸事要严格一点,各人编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呼,年过六十的云予优待,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须自己购备,吃饭六人一桌,本来有菜两钵,亦特予倍给。”狱中规定家人每月可会间一次,送钱一次;据说,送钱最多的高达二十万元,周作人最少,每次仅五千元。
徐淦记载:“风闻在蒋(介石)的寿辰上,有三位国民党的要员趁庆贺之机,联名上书,求蒋给予周作人特赦,但蒋说:‘别人可赦,周作人不可赦,因为他亲共。’据传那三位要员当中为首的是张群,话是从张群的机要秘书口中传出的。”
1946年春,北平一些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上书国民政府,为周作人说情。他们请郑天挺在请求书上签字,遭到郑的拒绝,郑说:“在周任敌伪北大文学院长时,也确实为学校图书馆弄来不少善本珍籍。但我觉得,一个教授应当有起码的民族气节。周曾任伪教育总署督办,这是不能原谅的。”
在炮局胡同关押半年后,周作人等十四人被押解往南京受审。《申报》发表标题为《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古城观者如堵,呼骂声不绝》的文章,说:“群奸今晨五时被检查血压时,方知解京受审,乃慌忙写下‘遗书’,招致家人,语多劝家人勿忧,而有恋恋不舍之意。……周作人光头衣着最为陈旧……上车前记者逐一问感想……周作人说:‘我始终等待被捕,无感想。’周瘦得多了,态度仍很‘冷淡’……上机前逐一衡量体重……书生周作人最轻,52公斤。每人许携物15公斤,大多为衣被书籍及针线,周携其自著之《谈龙集》……”
据说,周作人在上飞机前曾抄旧诗一首示人:“年年乞巧徒成拙,乌鹊填桥事大难。犹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市井闹盂兰。”其在押解途中写有诗二首:“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穷究可哀。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东望浙江白日斜,故园虽好已无家。贪痴灭尽余嗔在,卖却黄牛入若耶。”
周作人在“自白书”中为自己辩护道:“初拟卖文为主,嗣因环境恶劣,于1938年1月1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从此大受威胁……以汤尔和再三怂恿,始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
1946年7月19日,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作人案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审理,《申报》报道了此次审理过程:“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时,在首都高院受审,历时二旬钟,以证据尚待调查,庭谕定八月九日再审。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审讯前段,被告答复从逆前之经历,颇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任自傲。述其附逆动机;狡称:旨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长当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周逆答辩谓:‘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并称,二十六年秋,留平不去,系因年迈,奉北大校长蒋梦麟之嘱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惟对其二十八年之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伪新民会委员,伪华北新报社理事等职,则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国中心思想问题’论战,以及胜利后朱校长家骅之华北观感等,作为渠有利抗战之证据,庭上当谕以证据颇确凿有力,当谕以为便收集,特宽限三星期再行公审,周逆乃于汗流浃背下狼狈还押。”
关于周作人所说受北大之托管理校产,法庭就此事询问了当年的北大校长蒋梦麟,蒋复信称确有其事。法庭还曾询问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胡复函称周在伪北大文学院长任内,保管图书很为周到,未受损失,并且有增无减。
宣判前,记者黄裳到南京老虎桥狱中访问周作人,其报道《老虎桥边看‘知堂’》写道:“一会儿,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了的,现在看看‘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边庞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周作人因卖国罪被判死刑,胡适等人使尽浑身解数,将他从枪口下夺回,他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后改为十年,一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在狱中三年多,他除了每日读书外,写了二百多首诗作,还翻译了英国劳斯所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
周作人曾记录他在狱中的一些趣事:他所住的忠舍的一些富翁用钱贿络监狱看守人员,从外面带进来很多诸如烟酒之类的违禁物品,生活得十分惬意。其中有个老头,据说是曾经斗垮“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巨商盛宣怀的侄子,因贩鸦片积聚了些钱财,他将全舍上下从狱卒到所长通通打点了一遍,所以忠舍里的人都叫他“老太爷”。周作人经常找一个杀人犯帮他理发,此人因斗殴误杀一人被判死刑,后改有期。“把头颅托付于他,没有觉得什么不放心的,叫一个杀人犯来剃头,当初一听却是骇人听闻的了”。
1949年元旦,周作人经友人保释出狱,离开时,周作人作诗云:“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
出狱后,周作人到了上海,徐淦和陶亢德两人去探望他,周作人“颇像坐关和尚”,更显老态和憔悴,问起狱中的生活,他说:“还好。狱官特许我翻译英国劳斯写的那部希腊神话和作作打油诗解闷。至于饭呢,不像在北京时吃窝窝头,但南京的米真差,米商还在米中掺砂子。不过牢房内有钱的犯人照样买通牢头,三天两头从外面的馆子里叫进鸡鸭鱼肉来吃。我和没钱的同窗有时也沾点光。”徐淦常去看他,见他有时独坐亭子间中,用32张骨牌玩大无关、摆天字的游戏。
【晚景】
1949年初,国民党溃败,周作人被假释。洪炎秋记载,当时周作人曾动过去台湾的念头,他托学生尤炳圻写信给在台湾的洪,请洪设法安置。洪复函尤,告知老友医师郭火炎将其在北投的别墅借给周居住,并由自己及另一老友张我军负责周的生活费。但之后,洪并没有受到周作人的回复。
而徐淦回忆,有人曾问周作人:“听说胡适有意邀你去台湾,担保你能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有这回事吗?”周摇摇头,表示他肯定不会去。
1949年月左右,周作人悄悄告诉徐淦:“南北通车了,我已经发出一书信给毛润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当图书馆馆员时见过面。有一次他来八道湾看鲁迅,鲁迅不在家,同我谈了一会。我去信问他能不能让我回北平,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