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晚年,王亚蓉一直协助他工作。1975年的一个夏日,王亚蓉因为高烧,没有去沈家,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法通知。午后,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王听见婆婆正盘问一个人,她听声音觉得是沈从文,忙起来去看,正是他,“下午两点烈日当空,脸红涨涨的满头汗珠,右手还挎着个四川细竹编的篮子”。原来,沈见王没有来,知道她肯定有什么意外,于是买了些水果、鱼肝油之类的补品,顶着烈日,横跨东城、西城两个区,到海淀区的王家探望王亚蓉。王极为感动,从此再也没有缺过勤。
萧离回忆,一次,考古研究所的几个人准备去故宫陶瓷馆学习参观,想请沈从文给他们讲解一下。年过七十的沈欣然应允,坐着电车,还抱着十几斤重的几大册图录。在陈列室里,他边看边讲,同时用图录作补充,整整为他们讲了一个下午。
萧离说,搞文物这一行有个“知识私有”的坏风气。沈从文恰恰相反,从不藏私,有人来求教,必倾囊相授。他全凭记忆写成几十张几百张卡片,分装在大大小小的纸袋里,上面注明“内××材料”、“××有用”、“此供××参考”,放在桌上、窗台上、箱子上、书架上,到处都是。
王亚蓉回忆,南方有一个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者将自己的书稿寄给沈从文审阅,沈喜得知音,不仅从头到尾审读了四次,还尽其所有,为该书增加了不少资料,让原本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成为了二十多万字的大著。
1982年,沈从文最后一次回家乡时,三个中年人带着礼物前来拜访,一见沈就跪下连喊“恩人”。沈大吃一惊,细问才知,三人来自距凤凰一百多里的铜仁县,他们于文革期间到北京上访,身无分文时,到湘西老乡沈从文处求助,当时处境艰难的沈慷慨解囊,他们才得以顺利回到家乡。沈已经想不起有这件事情,而张兆和只是隐隐记得好像有几次类似的事情,但眼前这几个人,她也记不得了。
沈从文收到一封误投到他门上的来自湖南某监狱的信,信既无详细地址,也无姓名,落款是“义儿”,信是给“妈妈”的,让“妈妈”给他寄10元钱。沈从文将信转给了在《株洲日报》工作的龙海清帮忙打听,并附信说:“从信中分析,必是个年龄不大,判了重刑,或冤滥情形的,十分可惜。……这本可不加过问,但始终感到不安。因为信中语气,明显是在无可奈何中,十分痛苦,恐怖到近乎疯狂,有待亲人援助的……”
【倔强】
1950年秋,沈从文决定到“革大”去学习。去之前的那天晚上,马逢华去看望沈,沈自言自语道:“……去!一定去。自然是他们有道理,到了我也要参加的时候,他们总是有些道理!”又说:“我要把从前当小兵的劲儿拿出来,什么我都肯干,谁也干不过我!”谈起“革大”生活,说到扭秧歌时,沈不假思索地说:“秧歌我可不能扭。”小儿子沈虎雏抗议道:“爸!你不是说什么都能干嘛?为什么不扭秧歌?人家都扭,你凭什么不?”沈摇摇头说:“不,我绝不扭!”接着又说:“最多我可以替他们打打鼓。”
傅振伦回忆,中国历史博物馆初建时,因为管理不善,竟将国宝商鞅铜量遗失了。公安部建议收集干部指纹,沈从文拒不按手印,馆内人员一再动员,最后才摁了手印结案。后来这件宝贝在陈列柜下面找到了,大家才免了“盗宝之嫌”。
黄永玉回忆,“大鸣大放”期间,上海《文汇报》开了一份向在京知名人士约稿或座谈的长名单,请他们“向党提意见”。名单上,沈从文与京剧演员小翠花的名字挨着,沈看后大发雷霆,觉得他怎么能和一个唱戏的摆在一起,于是拒绝在那张名单上签字。后来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北大学生将他的名字和陈慎言、小翠花写在一张介绍信中,给他一种“痛苦的压力”。
钱钟书对黄永玉说:“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付梓时,历史博物馆听到消息后,说这部书主要是历史博物馆搞的,馆中许多人都参加了工作,所以算他们的集体成果,要四个人共同署名。沈听后大怒,说:“你们要署名,那我就不署了,你们署好了!馆中有的人只想把我挤开,成绩属于某官所有!”当时沈的工作单位社科院也不答应,此事才作罢。
因为我国当时的印刷条件有限,此书准备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外商的条件非常苛刻。沈从文知道后,坚决不同意由国外出版社出版。最终,此书交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沈从文方才同意。
198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由《边城》改编的电影《翠翠》,沈从文发现他们随意改编作品,加上“阶级斗争”、“国民党征兵”等内容,很是生气,退回了电影制片厂寄来的“改编费”,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拍摄要求。
1985年,沈从文在美国的朋友给他寄来三册台湾故宫博物院编纂的文物图录,沈从文打开邮包,发现这三册书都被毁坏。沈很生气,马上致信全国政协,用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厉口气,要求查清事实真相,问海关为何要损坏他的图书。但此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轻辱】
在湖南当兵时,一次,沈从文在城墙上闲逛,几个女孩子看见他,马上防备地叫喊道:“有兵有兵!”他觉得很惭愧,假装伏在城堞缺口处看远处风景,让这几个女孩从身后走过去,心里却觉得颇委屈,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读书人,和别的兵不同。回到部中后,他便愈加发奋练字,一写就是半天。
到北京后,沈从文不断向北京的各大报纸杂志投稿。他听说,一次《晨报副镌》的编辑会议上,有人将他的十几篇文章粘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将文章揉成一团,扔进纸篓。
1925年,丁玲因生活困窘,上学无望,写信向鲁迅求援。鲁迅不知是否有丁玲其人,便托几个熟人打听。孙伏园对鲁迅说,周作人也收到了同样的信,笔迹很像休芸芸(沈从文的笔名,沈曾将稿子给周作人看,周记得他的字迹)。鲁迅便以为是沈从文假扮女人和他开玩笑。之后不久,胡也频去看望鲁迅,递进去的名片是“丁玲的弟弟”,鲁迅很生气,大声对递名片进来的佣人说:“我不在家!”胡只好离开。日后,荆有麟对鲁迅说明确有丁玲其人,误会才解开了。
香山慈幼院的教育股主任肖世钦(曾留学日本,日伪时期任河北省伪省府教育局长)极为势利,对上极尽巴结之能事,对下则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因不满其为人,沈从文撰写《第二个狒狒》一文,对其进行嘲讽。文章见报后,肖找来沈,训斥一番,并用手杖指着沈脚上的旧棉鞋,恶悻悻地说:“你这鞋子……”沈说:“鞋底烂了,没有钱买新的,所以没有换的。”于是,肖的手杖第二次敲到沈脚面上:“你看,你看,这成什么样子?!”沈顿觉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心里充满了屈辱。
事后,沈从文又写下了小说《棉鞋》。小说发表后,沈、肖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肖把他叫去,当面大骂了一顿,还多次对他进行威胁恐吓。虽然院长熊希龄并没打算处置沈,但敏感而自尊的沈从文无法忍受肖对他的侮辱,未向任何人告辞,带着自己从山下带来的一小网篮破书,独自雇了头小毛驴,下了香山。
杨振声之子杨起回忆,沈从文进入西南联大任教受到较大阻力,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似乎并不认可他。“但是现在回眸看,确实是一步好棋。杨先生为中文系学生物色了一位好的指导习作的老师,使学生们很是受益。”
一年暑假,在联大就读的杨起到昆明东南部的阳宗海游泳,休息时,在汤池边上的一个茶馆喝茶,桌上的查良铮(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