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不仅主张破除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种种门户之争。他认为,“末流之争,皆与其所从出者了无干涉”。一些人所以斤斤于派别门户之争,都是由于他自己的“局而不通之过也”。他对于儒释道的融会,可说是已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地。他能“随意拈取老、庄、释典以阐扬儒家宗旨,不惟不陷于牵强附会,且能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而无归宿”。
马一浮的教育宗旨是“复性”。“复性”,是唐代李翱作为修养论提出的。马一浮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上升为教育的宗旨,还用“复性”来命名其创办的书院——复性书院,足见“复性”之重要。
马一浮认为要挽救儒家道德和人心,挽救国家,作为儒生只有通过研究儒术,讲述和弘扬儒术去达到。1905年底,马一浮从镇江回到杭州后,在给其舅父何稚逸先生的信中就谈了这个宏伟的誓愿:“窃惟王迹中迈,九洲云拢。群鹿竞逐,黔首愁苦。将欲雍容决策,咄嗟树义,却虎狼于西土,驱狐鼠于中原,使功高泰山,国重九鼎,斯非常之烈,魁桀之事,非介夫素士所能预……甥虽不敏,窃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纪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将以汇纳众流,昭苏群惑。悬艺海之北辰,示儒术之总龟,振斯道于陵夷,继危害于将绝。体制草创,篇帙未具,并力缀辑,皓首为期。贮以铁函,藏诸石匮,亦经甘樵苏之弃,未敢希国门之悬耳。”
马一浮十分重视读书的方法,他的《读书法》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开讲时,专门讲了《读书法》一讲。在《读书法》中,他不仅阐发了格物致知的理学思想,还着重论述和总结了读书的方法和经验。马一浮认为,读书须先调心,也就是要定心,要集中精力。他说:“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马一浮在《读书法》中,不仅谈了读书须先调心,还反复谈了读书一定要穷理、穷理要切己用力。他说:“学必资于读书,而但凭读书,实不足以为学。学有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闻见之知,亦有浅深、小大、邪是不同,然俱不是真知。德性之知,方是真知。”
马一浮认为,读书之道应该从四个方面去努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他说:“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徽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玻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
【立场】
白话文兴起后,至四十年代,时人已不再学四书五经。大儒马一浮倍感惆怅,叹息说:“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
马一浮对新式的学校教育颇有成见,认为“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
马一浮坚决主张尊孔读经,反对现代学校废除六经。早在1912年,他就反对蔡元培废除六经的主张,并力主学校恢复读经科。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被孙中山委任为教育总长,而蔡元培与马一浮既是好友,又仰慕马一浮的学术和名望,就委任马一浮为教育部秘书长,襄助部务。马一浮出于友谊接受了委任。当他到了南京后得知蔡要废除六经,并已公布了《小学校令》废止读经科;公布了《中学校令》废除“读经讲经”;公布了《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取消“经学科”,便非常不满,要求蔡收回部令。“道不同不可为谋”,因两人意见相左,于是马一浮到职不到三个星期,就辞谢了这份差事。他对蔡元培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
事后,马一浮在追忆此事时写道:“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作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剩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
【教育】
在浙大,马一浮的讲座有体有用,简易亲切,深受师生爱戴,当时的校长竺可桢也常去听他的演讲。在《竺可桢日记》中曾记载,“《诗》、《书》为至善,《礼》、《乐》为至美,《易》《春秋》为至真。以《易》为自然科学之源,而《春秋》为社会科学之源……可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
马一浮不仅对中国现代学校废除经学不赞成,同时还对现代学校的学术分科多也不赞成。他认为,中国现代学校的另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学术分科很多,当代学者往往执着于某一偏狭的领域,抓不住一个根本的东西,也不能融会贯通。为此他断言说:“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因此读书之道,不能为纷歧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这个根本的东西,在马一浮看来就是“六艺”。
马一浮对学生的教育,自始至终贯彻了“学而不厌,诲而不倦”的精神。他反对骄矜,倡导谦慎。马一浮最早收录的大弟子——袁心粲,一生尽力教育,不于仕官。在同门中,以行履笃实见称。他从师马一浮时,就带了一本自撰的《阳明学说浅释》前去求教。马一浮翻阅后微微一哂,竟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什么王阳明!”袁心粲听后不服,当下就开展了辩论。马一浮则博引旁证,从孔孟程朱以至康德杜威,时而古文,时而洋文,加以论述,使心粲从此心悦诚服地拜在马一浮门下。
张德钧是马一浮在复性书院的高材生,马平日对他比较喜爱。1941年秋,马一浮的挚友谢无量到四川乐山复性书院看望马一浮,相见甚欢。一日,马一浮通知书院学人齐集尔雅台谒见谢先生,请谢先生向诸生开示。这位高材生张德钧骄矜自负,想考考谢先生的学问,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无量微笑未答。马一浮觉得张生此问出于胜心,必须析之,乃代谢先生答曰:“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生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可见,马一浮对学生的教育一贯提倡谦虚,反对骄矜。
马一浮最早的弟子袁心粲信程朱,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袁卓尔从学程朱。1946年,袁卓尔正在嵊县中学任教,袁心粲就命其辞去教职,到书院读书一年,以领受马一浮的教导和指点,并指望她能在马一浮先生的指点下读点程朱陆王的理学书。然而马一浮考虑到她的喜好文学及文学基础,就指导她研读文学著作。马一浮根据袁心粲指点其女儿读书的请求,在沉吟了半晌后说:“卓尔不是喜好文学吗?我看这样,这一年就用来熟读《庄子》、《楚辞》、《昭明文选》。其它浏览什么自定。”袁卓尔听了十分高兴,深感马先生是很能因材施教的。
马一浮不仅根据学生的基储志趣和特长进行指导,还十分重视针对学生在学习中存在和提出的问题施教,他在复性书院的《尔雅台答问》是其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回答学生的问题,不仅认真严肃,还非常深刻、极富启发性,并成为马一浮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一浮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心志教育。他说:“吾虽知医,不轻为人处方。尝谓医生不可为,良医治未病,其次治初玻病久而重,治之甚难。”所以他当学生中一有思想与义理不符之处,即抓紧“初脖以防治教育”。复性书院在1939年于四川乐山开办后,因一时找不到合适人员,马一浮先生就派学生乌以风兼掌事务,乌认为自己是学义理而来,不大乐意接受这种管管钱米的工作。马一浮知道后,就教育他说:“理事本来不二。事上有差错,正是由于理有未明。未有理明而不能治事者。世人不求明理,专在事上计较,把理事打成两橛,此是俗学,与书院教人宗旨不类。”又道:“理是无形的,但不是空洞。理须在事上见,不可离事求理,亦不可悖理以治事。高明离事求理,世俗悖理治事,把理事割裂开,同是错误。”一番开导,使乌高兴地担任了这个工作。
后来,乌以风因家里有事请假回乡,马一浮又派另一学生王倍德兼管这项工作。而王培德过后不久,又向马一浮提出辞去兼职事务工作,马一浮也及时对他进行了思想教育。讲了金牛长老作饭头的故事,又引庞居语云:“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兼教之云:“邪人说正法,正法亦是邪;正人说邪法,邪法亦是正”,意思是说,雅人作俗事,俗事亦是雅;俗人作雅事,雅事亦是俗。在马一浮看来,学习义理的人对性分内的事,运水也好,搬柴也好,是不应该有所拣择,无所退避,这样才算是有气度。在马一浮的教育下,王培德得到了很大的启示,并乐于继续做此事务工作。
【书院】
在办学方式上,马一浮孜孜追求的是古典书院式的教育形式,而不是现代大学的教育方式。他认为,只有像宋明时代的古典式的书院,有着优美宁静的山水,充足的供给这种从容和闲暇的环境,才能和宣讲儒家学术相一致。
马一浮设书院的想法,早在1912年与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促膝谈心中就提出来了。马一浮对蔡元培说:“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勿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书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材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本,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然而,马一浮的这个建议,蔡元培又以时间尚早而搁置。
马一浮辞谢回杭后,仍向往和追求儒学书院式的教育,并于同年自费考察了南洋群岛(今之新加坡)。他对闽人办的《道南学堂》以兴儒为宗旨,倍加赞赏。回国后,由于当时国内绌儒的氛围和学校废止经科,便一概谢绝来聘。此后,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讯中,流露了愿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的书院讲学的想法。这个愿望由其弟子辗转传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得到了认可。在成立书院董事会后,书院董事会于1939年3月间正式聘请马一浮为复性书院主讲,总持讲学事宜,实现了马一浮长期追求的愿望。
在赴川之前,马一浮要求,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讲学。在与政府的接谈之际,马一浮提出三项先决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居然一一赞同。蒋介石、陈立夫明确表示“始终以宾礼相待”,并拨开办费3万元,月给经费3千元。1939年1月底,马一浮总算接受条件赴川应聘。
复性书院设在四川省乐山县(古称嘉定)乌尤山的乌尤寺,位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的江中心,风景绝佳。山上除乌尤寺外,尚有“尔雅台”,相传是晋人郭璞注解《尔雅》的地方。复性书院以“讲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为主旨;书院课程分通治、别治二门;书院为纯粹研究学术团体,不涉任何政治意味;书院不授予学生任何资格;书院设主讲、讲友、都讲,并有肄业生近30人,加上参学人不足40人。
马一浮拟定《复性书院简章》,规定书院宗旨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书院设主讲一人,请的教师应是国内知名学者。而学生,则规定不求仕宦,不营货利,不起斗争。
书院很讲究礼仪,马一浮认为,讲学是一件大事,是弘扬大法,启迪后学,故不敢不敬。书院在正式讲学前,举行了隆重的开讲礼,马一浮斋庄盛服,立讲舍(乌尤寺之旷怡亭)前正中位,讲友、都讲及诸执事分立左右。学生在后依序立。由引赞王静伯唱先行谒圣礼,师生向先师位北面三礼,梵香读祝复三礼,谒圣礼毕。次行相见礼。礼毕,主讲马一浮开示。以后,马一浮每次开讲前,先写好讲稿,命人誊清,并将尔雅台前的旷怡亭扫除清洁,再将鲜花一束置瓶内虔诚肃穆地放置讲桌上,待讲时既到,学人齐集,然后由都讲乌以风捧讲稿随待在后,俟马一浮升座定位,再将讲稿双手捧持顶礼以献。
复兴书院从1939年9月15日开始讲学,到1941年5月25日停止讲学时止,前后共一年另八个月。之后,书院就专事刻书。刻书的主旨,是要使儒学有传,智种不断。马一浮多次对弟子们说:“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
马一浮对书院的建立,是满意的,并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对书院的成就,亦是满心喜欢的。他曾说:“书院成才,不同于今之学校。期望从学之士人人能为王者师,方尽得儒者本分。孔子门下,从学三千不为多,其中只有颜回、曾参不为少。希腊柏拉图学园,只成就一个亚里士多德,亦足以继往开来,为西方哲学宗师。”
1946年5月,马一浮回到杭州,暂时借西湖葛音山庄为临时书院院舍,继续以书院主讲兼总纂的名义卖字刻书,以维持书院继续支撑下去。虽然生活非常拮据,马一浮却仍然不想结束书院,中止刻书。直到有一天,因政府的币制改革失败,导致金圆券大跌,马一浮才彻底放弃了维持书院的生活。为“存先民之矩镬,贻后学之津梁”,马一浮将书院改作智林图书馆,负责保管流通,纂辑丛书。
【浮生】
马一浮原名福田,此后他历次更名为马忧生、马耕余,到后来用马一浮或马一佛,其心境之悲凉可见一斑。
1893年,马一浮的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一日,为考马一浮学业,指着庭前菊花命他作五律诗,限麻字韵。他应声而就,曰:“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他母亲听后高兴地说:“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没想到的是,这首诗竟成了马一浮一生坎坷的先兆。
马一浮曾经历过从三姐、母亲、二姐、父亲、妻子接二连三地死去的惨痛,大姐出嫁后,他们一家七口(还有一个终身未嫁的姑姑)仅几年内、转瞬间就只剩下他孤家寡人了!
亲人们接二连三离他而去,马一浮的身影越来越孤独。他曾说,“人命危浅,真如朝露,生年欢爱,无几时也。一旦溘逝,一切皆成泡影。”
抗战期间,丰子恺向马一浮感慨,自己此生命运无常,又遇战乱,马一浮讲了一句:无常即有常。出门以后,丰子恺越想越塌实,好象能坦然面对苦难的人生了。
1944年,马一浮作了两首诗送给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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