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讲过一则有关《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歌曲的趣闻。他说,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她,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在美国时,赵元任刚拿到驾驶证不久就被警察拦住了,他以为是自己走错了路违反交规,警察说不是,你领了罚单三个月还没有付款,我们要取消你的驾驶证了。赵元任奇怪地说,我到华盛顿还只两星期不到,驾驶证昨日才拿到手,为何三个月前有罚单呢?警察说,是同一个号码的车子,若是人家转卖了给你那就该换牌子啊。赵元任就告诉他这是中国学生监督处的车子,前监督(梅月涵先生)走了两个多月,我才来接管监督处的事。警察才恍然大悟的说,那是你的哥哥吗?你们两个人真像,是不是双生兄弟?杨步伟说,长得差的远呢,只慢慢吞吞的脾气有点像,但是我的丈夫是仰着脸答应人的话,那位梅先生总是低着头哼的。警察大笑说,这点我可没有注意。然后就放他们走了。
1932年,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开年会,大家提议去看日全食。赵元仁向来对天文兴趣浓厚,欣然同意。大家决定赶紧开车赶去,怕迟了就看不到了。为了赶时间,车子开得飞快,以至于车后的一个手提箱(箱内有重要文件)掉了他们都不知道。后面的车拼命按喇叭试图提醒他们,但他们以为自己超速,警察追来了,就开的更快了。等后面的车追上来告诉他们掉了东西,他们才开回去拣回箱子。等他们把车停在一个树林里天色已晚,日食也快结束了。同车的韩权华说:“怎么已经完啦?”赵元仁的女儿如兰、新那说:“就看这么一点儿啊?”三女儿莱思则说:“太阳真难看,一个黑脸长了些白胡子!”但赵元任依旧高兴地叫:“看Corona,corona!(日冕)”
抗战爆发后,赵元任随清华南下长沙,因终日无事,他便拿架照相到处拍照。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下令,凡是可疑的人都当间谍看待,格杀勿论。赵元任当时用的是一部双头的法国照相机,为了省胶卷,他便用一只手捂住镜头的半边,只用半边照,这样每张底片就可以照两次。当时警察看了他的奇怪举动后,以为他是奸细,便问赵元任话,赵没有理会,他们便以为赵元任是日本人,不懂中文。但因警察常看见赵元任进出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家中,又住在警察厅长的楼上,不敢轻举妄动,便报到省里,幸好当时正在开省务会议,时任财政厅长的尹任先是赵元任的老朋友,便对何建说,动不得,是某某学者,等我们查清了再说。朱经农也赶紧到赵元任的住处询问,赵元任告之理由后,误会才解除。
随着抗战深入,史语所再次南迁。途径广西桂林时,他们一时很难找到旅馆,只能住在一个车夫们住的旅馆内。第二天,章元善让赵元任和他一起去拜访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赵元任颇为反感,说:“我不要去看这些大人物。”章说:“不能不去,因由广西经过镇南关、谅山这一带非由省政府派车送不可,否则不能去,而你老兄又是多数人知道的,去一下效果很大。”赵元任只好与章同去。见到黄旭初后,黄开口便说:“赵先生,我天天办公前总和你谈谈天才去公事房。”赵、章二人莫名其妙。黄接着又请二人去他休息室内,二人更觉莫名其妙,以为黄有什么秘密要和二人谈,便跟着他进去。进去后一看,二人不觉大笑起来。原来黄的床前放了一套赵元任录制的国语留声片,有一片还在唱机上转动呢。黄说:“每日我至少都要听一刻钟或半点钟,我才去办公。”对于赵等人所请,黄一口答应照办。
赵元任赞同汉字简化,但他觉得简化不能太过,如“関”字简化为“关”,结果是“无门可关”,实在不成体统。
【爱侣】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从小就拥有离经叛道的性格,性格迥异的二人却携手走过了60年,堪称一对佳偶。
杨步伟宣称:“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杨步伟说:“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欺负的人打抱不平,总爱多管闲事。”
杨步伟原名兰仙,小名传弟,学名韵卿,出生于南京望族,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她一出生便有两双父母。生父是长子,九个子女,杨步伟是最小。养父是他的二叔,无子。杨步伟一生下便过继给二叔,出生前由父母指腹为婚,许配给姑姑家的表弟。
杨步伟一周岁时,家里让她“抓周”,杨步伟抓的是一把尺。杨步伟对此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
上家塾启蒙时,杨步伟的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便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父母一顿责骂,骂她对圣人不恭。
杨步伟调皮,捉弄先生,背着先生唱:“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杨步伟自小便有许多浑名:“大脚片”、“天灯杆子”、“搅人精”、“万人嫌”和“败家子”,从这些绰号就能看出她自小的性格。杨步伟小名“传弟”,是想她能给养父带个弟弟。叫她“大脚片”,因她脚大;称她“天灯杆子”,因她小时瘦而高;骂她“搅人精”,是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就敢干。
杨步伟的大伯(生父)曾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当时工程请外国人施工,黎元洪担任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小杨步伟便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捉弄黎。黎元洪并不气恼,只是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算是她弄湿了他的被子责罚。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打了五下,理直气壮地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
杨步伟自小任性、野气,她曾与家族的兄弟们到秦淮河游花船、叫局。
杨步伟进入南京旅宁学堂学习时,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杨步伟16岁时,家里定下婚期,让她和指腹为婚的二表弟完婚。她坚决要退婚,并自作主张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由于杨步伟的坚持,养父迫于无奈,同意取消婚约,但让她立誓终生不嫁。生父则被气得半死,扬言要将她抓回来嫁了,“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祖父出面,平息此事。退婚后,杨步伟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我才是我自己的人”。
“步伟”这个名字,是杨步伟的同学、好友林贯虹为她起的。少年时林贯虹便看出她的不凡,对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的,叫步伟吧。”杨步伟不肯接受。后来,林贯虹死于传染病,为纪念林贯虹,她正式将韵卿易名为“步伟”。
杨步伟的同学林贯虹病逝后,为将她的遗体送回福建老家安葬,杨步伟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掉了,支助死者亲属。由此,她得了个“败家子”的绰号。
1919年,安徽督军兼第一、四两军军长的柏文蔚,要为500人的女子北伐队办崇实学校,请当时只有20岁的杨步伟担任校长。她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刺绣,轰轰烈烈,并坐镇指挥平息了一场未遂叛乱。
杨步伟后来去日本学医,学成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