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年届七十时写的《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一文。自述平生读书兴趣及遗憾:所以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
【办学】
蔡元培一生致力于教育,办学无数。早在1885年他17岁时,就开始设馆教书。
蔡元培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先后主办过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曾任稽山中学名誉校董。
1898年,蔡元培从北京回到绍兴,就在这年冬天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中西学堂创始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是绍兴最早的一所学校,即浙江第五中学的前身。这是一所旧式学校,蔡元培在这里办学,其艰难情况可以想见。中西学堂的课程中原有英语、法语两种外国语,蔡元培到校以后,又添设了日语,聘请日本人中川到绍兴来任教。中西学堂教师之中,分为新旧两派:新派教师有杜亚泉、寿孝天、胡道南、马天锡等;旧派教师有任秋田、薛闺轩、陶斐然、周凤苞等。英文教师是许翰西,算学教师为何豫才。新旧两派教师之间,斗争是激烈的。常常为了校里革新的问题发生争论。蔡元培当然站在新派一边,全体学生也同情新派。为此,蔡元培受到校董的警告,他就愤然辞职,于1899年离开了中西学堂。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同年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年,蔡元培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次年,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清政府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从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短短5年间,北大走马灯似地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他们都是民国文化教育界鼎鼎有名的精英人物,尽管使尽了十八般武艺,可就是当不好这样一个脱胎于旧体制的大学的校长,难有作为。赴任前,蔡元培的众多友人认为北大校方腐败,如赴任有碍名望。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蔡元培慨然领命。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年底,蔡元培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有一则逸事说明蔡元培办学之多:北平孔德学校因地界纠葛,与某大学打官司。对簿公堂时发现,原告为“某大学校长蔡元培”,被告为“孔德学校校长蔡元培”。实属罕见。
【育教】
蔡元培说:“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未来。”
蔡元培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蔡元培在跟吴稚晖的一封信中谈到: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蔡元培坦陈: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与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如哲学会、雄辩会、阅书报社、书法研究社等),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方面来。蔡元培殷切希望学生专注学业,但又不赞成死读书。他说:“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1912年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主持修订了教育部的学制,第一次在政府法令条文中宣布教育上的男女平等。不久,我国初级小学实行了男女同校。由于守旧势力异常强大,高等学校到五四运动前夕仍未实现男女同校。教育部对此畏首畏尾,各大学都不敢提议招收女生。蔡元培非常不满此等现状,又是在北京青年会进行演讲,又是对上海《中华新报》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倡导高校男女同校。蔡元培说:“一提议,必不通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招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首先有了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就默许了。
1920年2月,因考试期已过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有人问蔡元培:“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
1920年,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准许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和教育部的批评,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当局,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的道德水准”。但是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经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凭这一点,没有请求政府的许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注册为北大正式学生。自此,北大开始正式招收女学生。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讲授的惟一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的回忆录中记载下当时课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挤的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蔡元培先生明确指出: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
蔡元培在回复林琴南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两种办学主张,第一条便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蔡元培谈及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学习趣味化,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兼收】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由于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使北大的教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76人的年龄看,35岁以下者共43人,占57%,50岁以上者仅6人,占8%。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也都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也只有50岁,教授平均年龄仅30多岁。而这时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
1917年,蔡元培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北大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蔡元培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尊王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于是,北大有了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有复辟派、主张恢复帝制,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急先锋辜鸿铭、刘师培等……;有最早把共产主义介绍给中国的李大钊、也有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李曾石、还有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此外他还启用了钱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老北大的老人,更启用了只有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等一批年轻人……,还请来了刚从欧洲回来的女教授陈衡哲先生、聘用了数学系老教授冯祖荀,外籍教授、地质系的葛利普等,还有画家徐悲鸿。
蔡元培初到北大,进行改革,学校里的旧学者极其不满。北大最初开讲元曲,有人便造谣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又有人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有些守旧学者更是直接在课堂中开骂。周作人就曾写到当时情形:“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注:五四之后,蔡元培辞职,不久又回京主校。鲁迅对此甚为关切,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听说‘世’有可来消息,真的吗?”)成为一个典故。
当时的报纸上反响亦大,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加猛攻,由林琴南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元培,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诸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压迫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林纾等人公开向蔡元培的改革责难。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所受的攻击也最惨酷。守旧派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狎妓、“打场”(即与人同争一妓而生纠纷)一事上大做文章。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说到,那时“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对指向陈独秀的此种攻击,蔡元培本也是尽力回护的。在回复林纾的公开信中,蔡元培说:“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这里,“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指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指刘师培,二者都是北大校园内守旧派的代表性人物,蔡元培举出此二人来抵挡林纾等人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是很巧妙的。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刘师培在辛亥前就投靠端方,叛变革命,甘愿充当奸细,出卖同志。蔡元培惜其才,极力为之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后刘师培又襄助洪宪帝制,为时人不齿,但蔡元培仍延请他在北大教书。
蔡元培看到《新青年》,非常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