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去。
在博物馆,沈从文只是个小职员,上面有组长、本部主任、馆长,每天按时签到,离开办公桌也要禀告主任,印二寸大照片作资料,必先得到主任批准,然后再报另一部主任批准,才能进行。工作时间,沈从文不是写卡片就是在仓库里清理尘封已久的文物,他清理得非常投入,到了中午下班时间还浑然不觉,甚至被工作人员锁在仓库中,到下午上班才被人发现,他也不以为意。
沈从文希望能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尽管馆中房舍很多,他的要求却始终得不到满足。他热心为馆中购买文物,看见有价值的,先自己花钱买下来,馆中不要的,他就自己留下。时间长了,也分不清是他的还是馆里的,于是他的东西就稀里糊涂地归了公,包括他的《阿房宫》长卷。有人发现沈买了很多“破烂”,还以此为题举办了一场“反浪费”的展览。沈从文埋头工作也被看成“不合群”、“清高”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往往他从库房辛苦工作半天出来,“一切似乎照旧,钓鱼的钓鱼,打闹的打闹,毁人的毁人,很是悲悯”。
1958年,人艺排《蔡文姬》,请沈从文当顾问。他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将全组人领进历史博物馆,捧出大量资料,引经据典,给大家讲解了几个小时,每份资料里都插有他事先做好的标签。为了介绍宋画《文姬归汉图》,他特地拿出两函台湾影印的《故宫博物院藏画集》,向大家介绍。
一次,沈从文带着王亚蓉等人到历史博物馆看一幅社会生活图《大驾卤簿图》,这幅残卷上还有两千多个人物。回来后,沈问大家:“你们看第七方队,前排人腰间的物件是什么?”大家都答不上来。于是沈将第几方队头戴什么、手执什么、身上佩戴什么,一连说了很多。王予予一一记下,抽空去核对,竟完全无误。
沈从文后来到咸宁干校劳动。他随身携带的30万字的《中国服饰史》初稿被扣下来,结果被弄丢了,而他居然又重新写出一本来。
70年代,沈从文和黄苗子住得很近,经常互相拜访、聊天。黄苗子不在家的时候,沈从文就把收集到的汉代或是明朝的绣花拿给黄13岁的三儿子看,说:“这个东西美极了!美极了!”
黄苗子回忆,沈从文形容新出土的楚漆器纹样,战国玉器的雕工,洛阳博物馆陈列的汉壁画……总是带着悠然神往的心情说:“真美呀!美得简直叫你不可想象。”
沈从文擅长鉴别古画的真伪。世人多认为展子虔的《游春图》是隋代的作品,但沈却考证应是唐代。一次,李辉问他如何辨别真伪,他说,一般人鉴定真伪,多是根据笔墨、印章的真假,他则是根据画面上人物的服饰、物件的摸样来判断。譬如说,有的画里的人物穿着是唐代的,可画面上有的物件确实唐以后才有的,那就证明不是唐代的,是后人模仿的。
黄永玉回忆,日本政府曾派了三个专家向他请教,说日本某张钱币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的服装有些问题,所以他们觉得这位皇太子不是真的皇太子,如果不是,那就要废止这张钱币。黄并不擅长这方面的知识,推荐了沈从文。
沈从文看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至今意大利还有同样直纹黑白道的衣装)。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经过沈从文的解释,日本政府才明白了,据说这张钱币到目前还在使用。
【晚景】
文革初期,面对满墙大字报,沈从文对史树青说:“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造反派说我是反共老手,我往哪里去呢?我怎么活呢?”
文革中,沈从文家共被抄了8次。其中两次是大儿子学校来人,目标是家里的那些唱片,抄家人还专程带来了学校的英语老师,将唱片一一过目,最终确定没有问题才作罢。
沈从文参加没玩没了的批斗会,批斗他时,他必须参加,批斗齐燕铭等人时,他还要陪斗。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身体实在无法支撑时,就让他坐在会场隔壁的小房间里,在他旁边安个小喇叭,听着会场里的批斗情况。他还要拔草、擦玻璃、打扫厕所,他怕自己无法支撑,便随身带上一张小卡片,写上自己的名字、单位、地址,以便自己倒下后别人能通知家人和单位。
养女沈朝慧被注销了北京户口,沈从文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之下,给在青岛大学曾经教过的学生江青写了一封信,请其伸出援手,但信去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而让沈啼笑皆非的是,1972年,江青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是沈的学生,并说沈的妹妹经常邀请他到沈家,沈从文对她很是欣赏,为了训练她,让她每周写一篇小说。因为此,沈在江青倒台之后还要交待与江青的关系,他气愤地说:“这妖婆真真假假胡说一通。”
1969年,沈从文去革命历史博物馆(时历史博物馆已经与革命博物馆合并)领发还给他的东西,被告知东西已代为“消毒”。沈从文对他们焚毁书籍的行为极为气愤,多年后,还对前去探望他的杨苡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的眼睛都拔了!把我的眼睛拔了!我自己的书全都没有了!”
1971年,沈从文血压高达240150,心脏隐隐作痛,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回北京。次年,干校终于同意沈以请假的方式回京。此时,沈从文在北京的三间宿舍被强占去两间,几十年所收藏的心爱之书及家具,满堆在院子里任人践踏,日晒雨淋。沈从文怕家具和书坏掉,便送给需要的朋友们。研究梅兰芳的徐城北曾到沈处拿走了一些书。剩下的书,由黄永玉的夫人帮忙,7分钱一斤处理掉了。
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告诉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还是要出版的,让他抓紧时间校订。于是沈在病中开始了紧张的修订工作。宿舍太小,他只能充分利用空间,把图录分门别类贴在墙上,又在房间里挂了五根铁丝,把图像挂在上面。他凌晨3点就起床工作,院子里的老大妈们看他房中的灯老亮着,怕他出事,便去敲门,听到里面有人应声才放下心来。一位年轻人担心他,从门缝里看去,看见他一手拿着毛巾,捂着正流血的鼻子,一手奋笔疾书。等门开了,他看见年轻人眼里的泪水,歉意地笑笑说:“有什么法子,自己可用的日子不多了!”
黄永玉回忆沈从文的这间小屋:“无一处不是书,不是图片,不是零零碎碎的纸条,任何人不能移动,乱中有致,心里明白,物我混为一体。床已经不是睡觉的床,一半堆随手应用的图书。桌子只有稍微用肘子推一推才有地方写字。夜晚,书躺在躺椅上,从文表叔就躺在躺椅上的书上。”
王亚蓉第一次去见沈从文,走进东堂子胡同那间小屋时,沈的口鼻间还有未擦干净的鼻血,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全是书,四壁凡能伸手的地方贴满图片和字条,连床上也堆满了书。而和老友聊天的沈从文却满脸都是灿烂的微笑,快乐地讲述着他的工作。
张兆和从干校回京后,在离沈从文的住处二里外分得两间宿舍,黄永玉将表叔表婶的这两处住所称为“飞地”。沈每天到张的宿舍吃晚饭,并将第二天的午饭、晚饭带回。夏天屋子里闷热,家人怕他带回去的饭菜馊掉,他却说:“我有办法。”大家都很好奇,问他什么办法,他说:“我先吃两片消炎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