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真是当什么人都好,就是不能当病人!
又想到关老爷居然能够在“刮骨疗毒”时看《左传》,还有那个眼睛中箭后将之连眼球拔出来,大叫“父精母血”后送入嘴里大啖的夏侯惇。
我实在做不到啊!剧痛面前,想当个英雄真难!
4。留 院 观 察 的 日 子
在经历“中暑”、“神经根炎?”以及朝阳医院的急诊之后,我仍然无法知道自己的急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剧烈的头痛持续猛烈地攻击我。
7月8日我再次被送到了朝阳医院,到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北京医院的床位是如此稀缺,以至于杨凯在帮我要求留院观察的床位时动用了“病人是台胞”这样的理由。
我被安排进了留院观察室,就在我前一天打点滴的这个大厅,就在这个我曾经目睹病人在我眼前死去的地方。
留院观察室是正式入院的“学前班”,此后再根据医生对病人观察的结果再决定病人是否住院治疗。
布帘子隔起来的空间勉强容纳下一张窄窄的床,一个小床头柜,还有一张椅子,在这个四平方米左右的小小空间,我开始了我的“留观岁月”。左边隔着布帘子那头的 “邻居”是一位老大娘,右边的邻居也是一位大娘,总有一群群的晚辈轮流来看望她们。前面布帘子外排着两排椅子,门诊病号就在那里打点滴。我的病床紧挨着窗户,窗户封着,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排气扇,而左邻右舍的床位都没有这样的排气扇。跟人家比,我可算是比较幸运了,至少我的床头还有一个排气扇。
我吊上点滴,躺在床上,闭目感受着冲击波一般的剧痛如潮水一样不止歇地光临我的头颅,我尽量想要用调息的方法让自己做到心境平和,想让自己体内的气能够运行得顺畅些,来调节自己的意志去对抗,奢望能够“抚平”这种剧痛的狂潮。只是我的功力并没像武侠小说中的大侠们那样神奇,咋弄都无法把身上的疼痛从手指尖逼出去。
更糟的是床上的枕头竟是个稀哩沙拉的“米糠袋”,不断渗出一种难闻的怪气味直钻我鼻孔,令人非常不舒服,简直是一种雪上加霜的折磨!
周围永远都有人来往,那些坐在椅子上打点滴的病友和家属更是和我面面相觑,只好把布帘子拉上,狭小的空间又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
真是苦了我的好兄弟杨凯,他连续几天几夜地陪着我,晚上要么靠在椅子上打个盹,要么到帘子外的长凳上躺一会,还要时刻注意我的反应。
7月9日的下午,在我的血管里注入了三千CC的药物混合葡萄糖盐水之后,头痛终于停止了,我让杨凯陪着,两腿打着颤,来到楼下呼吸新鲜空气,我太需要新鲜的空气了,“留观”的环境真不是人呆的!
搭着杨凯的肩膀,穿过坐着、躺着的急诊病号们,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轻松感,就好像刚解除紧箍咒的孙猴子,脑袋里清清朗朗是如此舒服!我边走边轻轻摇晃自己的脑袋,享受着这种舒适。没料才走到楼下大门,头又开始痛了,痛的频率和之前的一模一样,我的心猛地一沉:唐僧怎么就不放过我呢!
我不死心,坚持搭着杨凯的肩膀在朝阳医院门口走了一圈,但头痛没有跟我妥协的意思。我只好回到楼上属于我的那个小空间,继续“留观”。
在朝阳医院那样的“留观”环境里,我足足呆了三天,医生每天跟我打一个照面,连话都说不上一句,看起来留院观察的执行者不是医护人员,而更像是病人的陪护亲友。
好想家人,好想好想两个幼小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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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医院看病没熟人?难!(1)
7月10日早上,已经是我留观的第三天了,头痛依然没有改善,我要求正式住院治疗。来到我床前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大夫,她满口答应说:“那好,你们去交住院押金吧,一万块。”
北京朋友告诉我们,通常住院只需交三千块押金,怎么我就要多交这么多?那位女大夫很严肃地跟我说:“三千块很快用完的,你还是交一万吧。”
都还没确诊,怎么就知道我要花很多钱?或许人家凭经验,早就看到我有什么重大隐疾了呢?
她又说:“床位很有限,你要赶紧把钱拿过来,否则这床位就要给别人了。”
事到如今,我马上让杨凯打电话请我家人送钱过来。为了赶时间,父亲冒着烈日到银行排队提钱,又急急忙忙送过来,生怕错过了这一张难得的床位,生怕我再多承受一些痛苦。
这是三十多年来,父亲第一次看到我病得如此难受,他从心里不相信儿子真的病了,即使他知道我确确实实是病倒了,但他看我的眼神依然让我明显感觉到,他对眼前这家医院丝毫没有信任感。
让老人家担心,心里比什么都难受,爸爸快七十岁了,从我小学开始,他就让我在寒暑假跑遍全国,十四岁之后又带着全家满世界跑,他让我有机会游历了几十个国家。如今到了该让我报答老人家的时候,我却不争气地病了。看着老人家为我的病担惊受怕,还要看医生的脸色,我有一种想要大哭的感觉。我只想离开这个空气污浊的留观室,到正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