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个道理放在宗教上也是一样,朕从太祖皇帝所信奉的萨满教改信了黄教,表面上看起来是黄教赢了,但是历史证明最后是我大清利用黄教收服了蒙古与西藏,为中国的疆域版图奠定了法理基础。
所以朕不能理解崇祯皇帝对黄教的警惕与厌恶,在朕看来,信教这事吧,它本身就是一体两面,有利有弊的,不能简单地归类为是赢还是输。
凤凰:那太宗皇帝能仔细说说黄教给您具体带来了哪些助力吗?
皇太极:好的,那朕先简单介绍一下黄教,在整个藏传佛教体系中,大致可以细分为五大支系,分别为宁玛派,萨咖派,噶举派,噶当派以及格鲁派。
宁玛派,即红教;萨咖派,即花教;噶举派,即白教;格鲁派,即黄教,朕信奉的就是格鲁派。
格鲁派中的“格鲁”一词,汉语意译为“善律”,指该派倡导僧人应严守戒律,其创始人为宗喀巴。
永乐七年,宗喀巴在帕竹地方政权的支持下,于拉萨大昭寺举行了万人祈愿法会,同年又在拉萨东北兴建甘丹寺,并自任住持,此为格鲁派形成之标志。
格鲁派的佛教理论继承阿底峡所传之龙树的中观思想,主张“缘起性空”,所谓缘起,即待缘而起,也就是说一切法的产生均有原因,性空则是自性空的略写,一切法均无自性,从缘而起,这便是缘起性空。
格鲁派认为戒律为佛教之本,因此重视一切微细教法,要僧人以身作则,依律而行,在显宗与密宗两宗的关系上,格鲁派则强调先显后密的修习次第和显密兼修的方法。
在朕的事业上,黄教一共给朕带来了两个成果,一是帮助朕收服了漠南蒙古,二是帮助朕解决了西藏问题。
在黄教中,有四位在整个宗教乃至世俗政治中地位最高的活佛,他们分别是达赖、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以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四位活佛。
这四大活佛在西藏与蒙古的各个地区有很高的影响力,为所有藏传佛教徒崇拜,达赖,主要是在前藏,班禅额尔德尼,主要是在后藏,章嘉呼图克图,主要是在内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则主要是在外蒙。
于是蒙古与西藏就通过这黄教的活佛给慢慢联结起来了,这事儿还要追溯到万历年间。
万历六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青海与内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会晤,俺答汗赠送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称号。
于是索南嘉措在世时便公开许愿,自己的继承人必在俺答汗的子孙之中,万历十六年索南嘉措病逝后,俺答汗的曾孙云丹嘉措果真成为了第四世达赖。
政教这么一结合,黄教就在蒙古草原上传播得飞快,到了朕执政的时候,黄教就已成为了蒙古诸部的普遍信仰。
林丹汗自然也不例外,万历三十二年,林丹汗刚继位时,就从四世达赖派驻蒙古地方掌管教法的迈达理呼图克图和卓尼绰尔济等黄教喇嘛接受了黄教法戒。
然而,到了万历四十五年时,西藏萨迦派僧侣沙尔巴呼图克图到达蒙古地区,寻找自己的支持者,林丹汗为沙尔巴呼图克图所折服,封他为国师,并接受深奥密乘之灌顶,于是林丹汗由黄教改信红教。
沙尔巴呼图克图为了取得林丹汗的信任,从五台山取来元世祖时萨迦派八思巴喇嘛用千金所铸的玛哈噶喇金佛,林丹汗便在察汉浩特修建金顶白庙,将金佛供于其中。
林丹汗此举,其实是依照元代的“前例”,效仿忽必烈与八思巴故事,以此实施“政教二规”。
他选择萨迦派高僧沙尔巴呼图克图作为自己的皈依喇嘛,是为了恢复元代“正统的”萨迦派帝师制度传统,试图以此来再度统一蒙古各部。
然而适得其反,林丹汗改信红教后,反而加剧了信奉黄教的蒙古诸部的离心,削弱了林丹汗的号召力。
接着朕表明了信奉黄教的态度之后,立刻就赢得了蒙古诸部的好感,使得漠南蒙古归顺于我大清。
搞定了蒙古之后,同信仰于黄教的西藏也与我大清开始了交往,崇祯十五年时,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曾遣使至沈阳来拜访朕,并居留沈阳长达七个多月。
崇祯十六年时,朕又派使臣随西藏使者入藏,慰问达赖与班禅,朕在给五世达赖的信上,还称达赖为“金刚大士达赖”,并希望西藏归清,这便是我大清与西藏通好之始。
后来弘历能在西藏那么顺利地推行金瓶掣签制度,都是依赖于朕给他打下了这个基础。
但是说实在的,朕对黄教的信奉,也无非体现在修个寺庙,念念佛经,在服制上弄点儿花样子这些表面功夫上,与蒙古、西藏的归顺相比,这些付出简直不值一提。
要朕说呢,大清十二帝中,真正信佛的也就只有福临一个人。
福临信仰的是汉传佛教中的禅宗,禅宗主张的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福临最后为了他的信仰剃度出家了,他才是在真正地追求他的信仰,朕还没到这个境界。
31、你们的政权存在哪些“内忧”和“外患”?您认为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与对方的想法有分歧吗?
皇太极:“内忧”是满汉蒙之间的矛盾,“外患”则是我大清存在被蒙古、朝鲜与明国联合围剿的风险。
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么,朕与宪斗的共识都是发展经济,只要大清渐渐富裕起来了,只要我大清能一直处于一个平稳的上升期,内部矛盾基本上是可以弥合的。
结果多尔衮一入关,唰唰两下子就把朕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创造出来的和平稳定的大好局面都给破坏光了,朕也是很无奈啊。
范文程:是的,很多人都不了解,太宗皇帝刚登基时,与多尔衮入关后所颁布的政策恰好都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