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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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5〕袁世凯　一九一二年三月五日南京临时政府曾通令“人民一律剪辫”；同年十一月初，袁世凯在北京发布的一项令文中，也有“剪发为民国政令所关，政府岂能漠视”等话。

〔6〕“天乳运动”　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代理民政厅长朱家骅提议的禁止女子束胸案，规定“限三个月内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见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广州《国民新闻》）七月二十一日明令施行，一些报纸也大肆鼓吹，称之为“天乳运动”。

〔7〕樊增祥（1846—1931）　湖北恩施人，清光绪进士，曾任江苏布政使。他曾经写过许多“艳体诗”，专门在典故和对仗上卖弄技巧；做官时所作的判牍，也很轻浮。下文的“鸡头肉”，是芡实（一种水生植物的果实）的别名。宋代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六《骊山记》载：“一日，贵妃浴出，对镜匀面，裙腰褪，微露一乳，……

（帝）指妃乳言曰：“软温新剥鸡头肉。‘”〔8〕“杞天之虑”　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言句子。

〔9〕“不齿于四民之列”　民国以前，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所谓“惰民”、“乐籍”以及戏曲演员、官署差役等等都视为贱民，将他们排斥在所谓“四民”（士、农、工、商）之外，禁止参加科举考试。

革“首领”〔1〕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

以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2〕，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想——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3〕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交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京文艺界”上交过战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4〕；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5〕；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我们在什么演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交战”而将我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义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恐怕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7〕，所以已经脱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笔”等等的好东西。

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8〕之类。

据我看来，其实并无这样的“目的地”，倘有，却不怎么“遥遥茫茫”。这是因为热度还不很高的缘故，倘使发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连这些“遥遥茫茫”都一扫而光，近于纯粹了。

九月九日，广州。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三期。

〔2〕华盖罩命　即“交华盖运”，参看《华盖集·题记》。

〔3〕指凌叔华。

〔4〕“权威”　《民报》广告中称作者的话。“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是针对高长虹的话而说的。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要权威者何用？

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而在”狂飙社广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中又说他们曾经”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

〔5〕“青年指导者”　参看本卷第245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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