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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后,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生活因为色彩更加丰富,选择更加多样而可能变得更加美好。
后现代主义让我们发现,还可以思考“让世界恢复坚固”的反问题: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具体来说,个性化价值的经济性何在?
真实世界中的价值
色随心变
《镜花缘》第十四回讲了个稀奇的故事:“云雾护足”。说那里的人,脚下都踩着一朵云彩。
主人公唐敖为此请教一个酒肉和尚:“适见贵邦之人都有云雾护足,可是自幼生的?”
酒肉和尚道:“此云本由足生,非人力可能勉强。其色以五彩为贵,黄色次之,其余无所区别,唯黑色最卑。”
走着走着,只见有个乞丐,脚登彩云而过。唐敖道:“请教九公,云之颜色,既以五彩为贵,黑色为卑,为何这个乞丐却登彩云?”同伴林之洋想起酒肉和尚也脚护彩云,也觉奇怪:“岭上那个秃驴,又吃荤,又喝酒,又有老婆,明明是个酒肉和尚,他的脚下也是彩云。难道这个花子同那和尚有其好处么?”
见多识广的多九公道:“当日老夫到此,也曾打听。原来云之颜色虽有高下,至于或登彩云,或登黑云,其色全由心生,总在行为善恶,不在富贵贫贱。如果胸襟光明正大,足下自现彩云;倘或满腔奸私暗昧,足下自生黑云。云由足生,色随心变,丝毫不能勉强。所以富贵之人,往往竟登黑云;贫贱之人反登彩云。” 。。
第一章 后现代经济—价值(2)
与酒肉和尚和乞丐脚登彩云形成幽默对比,过了一会儿,就见一亏心官员,脚下用绫遮盖着“晦气色”的云,前呼后拥威风而过。
请注意,这里有两组概念:一组是富贵与贫贱,对应效用的多与少;另一组是彩云和黑云,对应价值的好与坏。
这正好涉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价值分析的根本区别点:现代性(工业化)价值分析,只分析效用,不分析价值,把效用直接当做价值(典型命题如有钱即快乐);后现代性的价值分析,既分析效用,更注重价值,认为效用不等于价值(典型命题如有钱不等于快乐)。
现代性之所以排斥价值,因为觉得价值是主观的,也就是多九公说的“色随心变”。在佛教中,“色”不是指*,而是指物质,如“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在经济学中就是效用。至于“心”,显然是与物质相对的,在经济学中就是价值。
在工业化之初,以色来排斥心这种成见还没有被特别强化,斯密和边沁的经济学都含有“色随心变”的成分。边沁最为典型,他认为价值就是快乐和痛苦,效用是引起快乐和痛苦的东西(财富)。马歇尔显然看出,“色随心变”是一种不符合工业化标准的经济理念,为了正规化,遂取消了快乐和痛苦这个意义上的“非标准化”的价值,代之以货币表现的“标准化”的效用。从此,脚踩黑云还是彩云不再重要,重要的只剩下富贵与贫贱,即物质财富的多少。
从深层根源上看,工业时代价值分析的特点,是用形而上的理性排除情感的干扰。工业化是反对自然的,情感就是存在于人之内的自然,所以“色随心变”是要大反特反的,否则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就要复辟了。
后现代性的价值分析,则特别强调“色随心变”。后现代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心物一元,它是前现代(农业社会)“天人合一”的否定之否定。心物一元这里的“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情感,扩大点说就是与心理有关的情感、个性化、信息等不确定的东西。在物质财富中,加入“心”的成分,成为后现代的要求。
随着工业化在全球即将完成,现代之后的时代来临,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颁给了专门研究“色随心变”的丹尼尔?卡尼曼。卡尼曼写了一篇《回到边沁》,正式提出在价值分析上从马歇尔“回到边沁”的纲领,主张改变只分析效用(物)、不分析价值(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像边沁那样既分析效用又分析价值,实现心物一元,为此他提出了心物一元的价值模型。
需要说明的是,效用不是物,效用是人(基于愿望)对物的使用价值的评价。上面与价值、效用联系在一起的“心”、“物”,是指按照心物二元区分的方法和观察问题的角度。科学主义代表物的方法,人文主义代表心的方法。物的方法的特点是,用自然科学(看待物)的方法和角度看待人与物,人是物化的人,物是物化①的物;心的方法的特点是用人文的方法和角度看待人与物,人是人化②的人,物是人化③的物。观察效用的物的视角体现在,把人当做了物性的存在(还原为物质欲望的人),排斥了精神、文化、心理、伦理等专属于“心”的不确定性;观察价值的人的视角体现在,把人当做了人性的存在④,引入精神、文化、心理、伦理等专属于“心”,而无法用科学主义研究物的方法来研究的人本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物一元的价值模型,本质上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的价值模型。
第一章 后现代经济—价值(3)
如果我们像围棋那样一算几十步就会发现,互联网价值真正的根曲曲折折,最终将通向这里。这正应了奈斯比特《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中的预言:“每出现一种新的技术,就相应会有一种人性的反应作为代偿。”当然,仅靠技术分析,算不到心物一元这一步,后现代不过是更好的算法而已。
快乐水车
如果我们把彩云和黑云比喻为快乐和痛苦,《镜花缘》第十四回就相当于提出了一个后现代经济学命题:有钱的不一定快乐,没有钱的不一定不快乐。小说中的那个酒肉和尚与乞丐,虽然并不富裕,脚下踩的云却由于心的原因,“色随心变”,成了彩云;而那个*的官员,虽然挣了不少银子却不快乐,整天“就只脚下围着红绫,云之颜色看不明白”,原因就是“此等人,因脚下忽生一股恶云,其色似黑非黑,类如灰色,人都叫做‘晦气色’”(有点像今天汽车尾气超标,净冒黑气)。
唐敖问:“云之颜色,既以五彩为贵,黑色为卑,为何这个乞丐却登彩云?”这可叫他问着了。这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个非常深奥的问题,经济学上叫“快乐水车”。最初是由布里克曼和坎贝尔提出的,它比喻经济发展像水车轮子一样不断滚滚向前,但快乐水平却在原地打转,并不随经济发展而显著提高。1976年西托夫斯基在《无快乐的经济》中,深入分析了“快乐水车”现象,此后各国经济学家对此纷纷进行了统计研究。“快乐水车”实际描述的是效用与价值的背离,专门用来解释“有钱但不快乐”这种现象,实质是在揭示工业化的内在矛盾。
30年来,大量统计显示,当人均收入达到工业化完成时的3 000~5 000美元后,经济发展与快乐水平的关系越来越脱节,有时穷人、穷国的快乐水平甚至可能反而比富人、富国更高,就像《镜花缘》中的酒肉和尚与乞丐比富人快乐水平高一样。随着对“快乐水车”现象研究的深入,人们终于将矛头指向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论本身。
人们发现,问题出在一成不变的理性上。经济人理性,像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康德的纯粹理性一样,是18世纪、19世纪的产物。现代性思想潮流的大趋势是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的,自从互联网取代蒸汽机充当了历史的火车头后,这种情形更加明显。经济中的价值分析,为什么没有相应“形而下”化呢?
无聊的力量
观察一下中国的互联网,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凡是无聊的,都很成功,例如游戏、短信、动漫、彩铃、胡戈、木子美、芙蓉姐姐、“超女”等等;凡是有聊的,都很失败。那些无聊的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酷,也就是给人带来的快乐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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