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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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他正是那个时代的“懂精人”（60年代的俚语，意指非常时髦的人），尽管他被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所不屑，尽管在那个时代工人阶级朴素的眼睛中，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极其可疑气息的上海小开。

这一切的斑驳印象都产生在遥远的1965年，产生在四十年前我的少年时代。

如同复兴中路、重庆南路相交之处的巴黎新村以钢窗蜡地；以城市中产阶级的气息、气质永远地影响了我的生命，和我家只有两墙之隔的那个上海小开，那个对生活的本质有着自己独特理解的“懂精人”也永远地影响了我的情感和心灵。至今我依然可以清晰地记得1965年以后的日子里，在卢蒙巴战士们有节奏的歌声中，在对吴庭艳和“同温层堡垒”双重的警觉中，我默念着53级楼梯从家中的四楼来到第一横弄，我总会看见34号的后门正幽暗地洞开着，在那个黑黑的门洞里，总会懒懒地踱出我少年时代的偶像，那个时代非主流文化的象征，博学、慵懒、优雅、闲适的上海小开。

常常，上海小开会交给我八分人民币，让我在合肥路与黄陂路相交的饮食摊上为他买上半张薄饼、一根油条（他是从来不吃工人阶级的泡饭的），作为我的酬劳，他不是借给我一本纸张泛黄的《悲惨世界》，就是借给我一本厚达500多页的《短促生命中的漫长一天》。

隆冬将至的傍晚时分，我在第一横弄闻到了由里而外逸散开来的一股浓郁的咖啡香味，要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1967年12月的这个傍晚，上海小开正用一只历史悠久的咖啡壶蒸煮着上海咖啡厂出品的咖啡豆，那股香味由此而经久缭绕因此而经久弥散。

“懂精”的上海小开其实对我在生活和文学上作了最初的启蒙，但在遥远的四十年前，我不会意识到这一切最终会进入到《上海七情六欲》的专著中，并且，最终成为我对1965年至2005年这四十年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种种活法进行全面探访并记录的最初源头。

一切肇始于此，肇始于1965年的那片温暖的阳光，肇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别样情调和别样的人物，接着发生和展开的便是四十年的上海生活。

对这四十年的上海生活从时尚的角度你可以用十个或百个关键词来加以表述。

60年代早期盛行的是上海小开们的“三包一尖”，即所谓的大包头、包屁股裤子、包裤脚管和尖头皮鞋，“三包一尖”之后则是60年代中后期大肆泛滥的“大翻领”（一种运动衫的别称）与“小翻领”时髦。我清晰地记得，在当年的勒非德路而今的复兴中路上，那些身着两件甚至三件“大翻领”或“小翻领”的男女们，是如何兴高采烈地扛着红旗赶往人民大道去造反的，我也清晰地记得一双平底的松紧鞋在60年代末让上海青年获得的时尚感觉，这些青年中的一部分穿着时髦的松紧鞋在城市街道的拐角处“车着妹妹”，另外一部分拿着“刮刀”与人“对开”着，表现着他们青春的尚武勇气；

70年代早期的时尚风暴来自于美国颓废派的强劲推动，那些也许和诺曼·梅勒一同参加过“夜晚的大军”的男女们，那些也许在纽约的白湖边上投入到“伍德斯托克”摇滚艺术节的反叛分子们，在60与70年代相交之际，以一条夸张之极的喇叭裤向世界发布了反秩序、反文化、反传统的时尚信号，中国上海收到这个信号后，年轻一代在左派布尔什维克疑虑深重的眼帘中用扫把一样宽大的喇叭裤与世界作了一次对接，尽管他们的反叛既没有理性也没有感性；

80年代的时尚以70年代的时尚完全不同的特点从地下开始走到了地上，由完全边缘的亚文化状态而逐渐融入主流文化，曾经有过的反抗性、反叛性明显减弱，它更多地成为未来光鲜社会的一个提前预告，因此，对名牌的追逐变成了整个上海民间社会的一个集体动作。点缀在上海男女胸前的那个小小标记，成了他们是否成功、是否时髦、是否进入主流社会的一个毫不含糊的说明。我看见“金利莱”铺垫了进入名牌殿堂的最初台阶；“花花公子”让人们可以有权叩开名牌殿堂之门；“蒙特乔”说明了你是一个已经进入名牌殿堂的上海男人；而假如这时你不仅拥有某一件“皮尔·卡丹”甚至已将“皮尔·卡丹”武装到了牙齿，那么，你就是这个时期的有产阶级，这座城市的有腔调的成功人士。

进入90年代，时尚开始分层，社会结构中的各部分人们高举着他们各自的时尚之旗，这最终导致了“小资人群”的崛起，催化了“波波族群”的分流，在这中间，还产生了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玩酷、玩IN、玩炫的男女们，他们的时尚审美摇摆不定，早晨迷恋着张惠妹的草裙，晚上则被F四的英俊所左右，而深夜又在周杰伦的R&B的节奏中嚎啕不休。90年代的时尚日趋多元，每个年轻的上海男女都可以声称个性就是时尚，时尚就是自我。但在这种看似没有中心、没有主流、没有至高无上权威的语境中，其实还是有着压倒一切的时尚主题，那就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深刻地、决定性地影响上海青年的国际互联网。1997年的某天，当一个叫作“查尔斯”的上海青年人向我反复说明他名片上的E…MAIL地址是多么特殊、多么重要、多么与众不同，他也许没有真切地明白，他其实真的说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降临。

上海：生命老去；欲望不死（代自序）（2）

四十年风起水生的上海生活，半个世纪不到的花开花落的上海时髦，但时尚这个小词并不能真正说明这之中的所有，“欲望”或许是更能够解读上海生活这部历史的一个大词。

FEC（兑换券）曾是“时代欲望”的一个深刻说明。

80年代的早期，大部分上海男女对将要到来的生活还浑然不觉，一部分上海男女则傻傻地沉浸在自己的“万元户”梦想之中，这时，极小部分的上海男女逐一地进入了上海友谊商店、上海侨汇商店，他们在那里掏将出一大把FEC，购买着当时的上海还相当稀罕的彩电、冰箱、东芝G33录像机。FEC为他们带来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格调。与此同时，尽管我已有所察觉，但我深刻地记得自己由于缺乏FEC而被冷酷地阻挡在“阅婷”、“重金属”等迪斯科舞厅门外的一番尴尬情景。当你目睹着那些用FEC来换取当年红极一时的“KENT”香烟的上海男女，你会明白，FEC表达的不只是80年代的社会消费时髦，它还是一个封闭社会在即将解冻时候显示的一种征候。

以几乎是疯狂的激｜情前往中国之外地域或打工、或求学、或经商或展开人生种种经历的上海男女是“时代欲望”的另一种佐证。无论是“诺曼蒂登陆”还是“太阳底下的逃亡”，在一个传统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传统意识形态发生裂变的年代里，进入一个相对更为自由、更加解放、更无束缚的空间，是实现更大的野心、满足更大的欲望的必要条件，当然，在海潮一般涌向国外的男女中间，还有着这样一些人们，他们的远去是对黑暗心灵的再次逃避，这可以看成是被压抑的欲望的一次曲折发泄。

漫长的四十年，说不完、道不明的上海滩，几多时尚、几多欲望正在坚忍不拔地生成，又有几多时尚、几多欲望正在无可奈何地老去，对我来说，识认这座浩瀚的城市，经验她的丰富变化，感受她的急促呼吸，“新空间”的变迁可以作为一条探寻的脉络：

40年前，上海的大小舞厅在意识形态高压下被抹得一干二净；30年前，上海的所有咖啡馆也在“向左、向左、向左”的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欢呼声中命如游丝。一切的情调都在极权主义年代窒息而死，一起窒息而死的还有一切可能的奢华。

随后是HOTEL将这一切作了改变，它重温了上海曾经有过的那份格调，并加以奢华的色彩。

是在上海宾馆的23楼，上海人第一次感受到了迪斯科节奏的震撼，而来自美国的记者，则在疯狂跳动的上海青年男女身上看到了“极权社会崩溃的迹象”；

是在华亭宾馆的二楼，上海人第一次敏感到西方的傲慢：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城市中那些丑陋事物的展示让上海男女的神经收缩并隐隐刺痛；

是在锦沧文华大酒店的地下室中，上海人第一次被未来将成为城市主流的生活方式所击倒，只有FEC方能消费的“海涅根”啤酒不动声色地将不属于这个阶层的任何男女都挡在了它的门外；

是在波特曼炮制的“丽兹卡尔顿”的八楼，上海人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与中国大陆之外城市公民之间的差距：香港阔佬神魂颠倒于韩文扬那条轻舞飞扬的舞蹈之腿，而台湾巴子则以手中的人头马洋酒来宣告一个奢侈社会将以普通男女无法想象的方式提前到来。

HOTEL以绝对的体量掠夺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上海人的眼球，在城市审美的视角中，HOTEL彻底地改变了上海的旧有面貌，有效地改写了上海城市的天际轮廓线，因此，它窒息了上海人的审美神经。

到了2005年，公共的HOTEL已经丧失了它曾经的吸引力，而城市的不断进化正逻辑地需要另外一些新空间来满足上海人的欲求，这些空间一如HOTEL那么的奢华和优雅，但它们更为私密、更为个性、也更为生活，它就是城市的再次运动：超奢侈小空间。

仿佛为了对应这次城市运动的奢华节奏，2004年10月，北京的世界地产研究院公布了2004年《中国超级豪宅排行榜》，梳理了中国城市中的超奢侈小空间。在这张超级豪宅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