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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3页)

获得诺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有个论断说得好:“人类应该汲取的真正教训是:政府让他们失望。货币体系的管理不当,才是引发大萧条的元凶。”

得过诺奖的,说话就是具有普世价值。汉末的情况岂止是政府“管理不当”,而是政府在玩货币幻术,公然抢百姓的钱!

汉末以后,五铢钱可谓命途多舛,名义上还存在,其实质量大大下降,政府只是利用它以往的好名声而已。三国归晋以后,在很多时候,形形色色的“五铢钱”因为贬值,甚至没办法流通。

看出规律来没有?中央财政一危机,执政者就搞货币贬值,争铸“恶钱”,实不抵值。投入流通后,中央财政凭空增加,百姓存款无形减少,因此人民极其厌恶“恶钱”。

老百姓为了应对货币贬值,就大量使用价值比较稳定的绢,来充作代金券。绢是论匹计算的,不用剪裁。无论官府还是民间,买卖、计价、赏赐、借贷,甚至行贿受贿,大家都用绢。这好歹解决了问题,但唯一的遗憾是行贿时比较麻烦,不好藏着掖着。

看吧,历史并不都是时时刻刻在前进,有时候它会大踏步倒退。现在,就是又退回到神农氏时代了,统治者作的孽,不小啊!

第六篇 钱也有一部“三国演义”(5)

《三国志》里有记载:那时候买卖人口,一个人值16匹绢;但是名贵的宠物狗,一只就值好几千匹绢。

人比狗贱,从来就不是好世道的表征,不论是在啥时候!

曹操真的是很关怀贫困儿童

寂寞东汉在三大枭雄的瓜分下,演出了一场盛大的末世狂欢,终于寿终正寝了,留下了一个缭绕千年的“汉”字。

这个王朝,不比西汉那样威震欧亚,但在金融信贷方面,也还是有建树的。这一点,并没被历史所湮没。

说起来,东汉对贫民的赈济政策相当优惠,就这点说,它是个好王朝。

汉章帝时代,朝廷曾下令,让各个郡国招募无地农民,集中到土地肥沃的公田去耕种,官府不仅把这些公田无偿赐给他们,还贷给他们种子、口粮和农具。在税收方面,免田税五年,免人头税三年。

你们就放心种地吧——农民若不能安心种地,说出花儿来也不能算是盛世。

后面还有几位皇帝,也曾赈济过鳏寡孤独的贫民和逃荒的流民,贷给了种子和粮食。

最后,帮助皇帝做好事的,还有曹操——曹丞相。

传统戏剧舞台上的白脸奸臣曹操,在现实中也不见得是“宁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的狠毒角色。他在汉献帝时代,曾下令,凡是12岁以下因家贫不能养活的苦孩子,一律“随口给贷”,有一个救济一个。

这可不是蜻蜓点水式的作秀,而是按户排查,实打实地扶贫。

大奸臣曹操尚能如此,我们现代人在面对弱势群体时,就更不应该太狠心。毕竟我们是礼仪之邦的后代,且又受过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熏陶。

扪心想一想:我们做人,可以不如岳飞、不如海瑞,但是不能不如曹操啊!

曹丞相如今可是安睡在铜雀台的地下,千年的盗墓贼都没找着他。要是让他爬起来笑话咱们,这现代人的脸往哪儿搁?

好,我们还是回到正题。

放贷是东汉朝廷的慈善行为,这毫无疑义。至于当时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放贷,史无明载,只是记载了有的王侯或地方官曾因贷款给贫民而遭到处罚。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根本就不准地方官放贷呢,还是因为他们收了人家的利息而被罚?专家们也搞不清了。

不过,那时候的皇帝虽然心肠软,富商们却没有那么慈悲——钱,我有很多,都放在家里。可是它们搁着不能下蛋呀,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只有放高利贷。

东汉的高利贷,比西汉更甚。

有一位议事郎桓谭,曾上书皇帝说:“如今富商大贾多放债,中产阶级子弟(中家子弟)为他们效劳,奔走犹如臣仆,从中分成,个个都像王侯一样富。”(《后汉书》)

这与西汉不同,西汉是王侯贵族帮富商牵线放债、讨债,东汉是中等之家的子弟充当了这个角色。

想想吧,为富商跑腿的,都能富比王侯,那大商人得有多富?恐怕不派调查组是查不清楚的了。

东汉还有一个现象比较特殊,就是出现了“官负民债”。事情起源于朝廷和羌族开战,一打就是好多年,军费开支上百“亿”计。

这场战争,从开国后第六年就打,断断续续打到末代的汉灵帝。一共是155年。

羌族是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民族,分布在湟水流域及甘南、川西和青藏高原,以游牧为主,也从事农业。西汉初,羌族臣服于匈奴,与汉为敌,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去*,把他们基本给降服了。

后来王莽篡政,用了万能的贿赂手段,彻底摆平了羌族各部首领。羌族的头儿不知为什么,独服王莽,王莽一死,就开始反叛。此后,他们据守西海(今青海湖)一带抗拒汉朝,西北从此不得安宁。

史书上,关于西北战场“杀八千”、“斩四千”、“官军死二千”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

战争就是烧钱,太平盛世也禁不起这么长年累月地烧,朝廷的内囊渐渐空了,就向王侯、官僚借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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