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管(管通管)。
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
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
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
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
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
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
所谓六管,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管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五均六管政策的内容看,如果认真推行是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的。
但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
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
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
最终,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受到打击。
王莽食古不化,认为改制后-切都要符合古义。
于是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几乎都进行了修改,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
此后仍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
官吏和百姓难以记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
频繁的改名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改制期间出台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客观规律。
如“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按井田制重新分配。
王莽着意于立即消除土地兼并,初意未始不善,但这一政策违背了当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规律,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
结果,既没有能力兑现无田者可按标准受田的承诺,又危及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利益。
再如币制改革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
改革过急过速,容易采取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地社会基础。
如王莽将奴婢改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
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对不恰当的改革措施强制推行,引起普遍不满。
如币制改革中以小易大,以轻换重,所铸大泉,重不过12铢,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却要当五铢钱50枚用,所铸重一铢的小泉,却要与五铢钱1枚相等。
如此不合理比值的存在,就难以禁止盗铸私钱。
王莽只得实行诸如“以私铸钱死”、“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等严刑酷法来强行禁止。
但是,政策强制对于经济规律是无法抗拒的。
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制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想当然的改革措施终究得不到贯彻,不切实际的乱改还引起社会的混乱。
地皇三年,王莽见四方农民相继起义,王匡,廉丹等数战不利,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管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灭亡。
王莽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
王莽通过禅让的方式代替汉朝成为皇帝,被古代多数封建儒士所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