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乡、大队,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基层三级管理架构。
在满清治下,县官便是最基层的官员。
再往下也有里长、保长这些基层管理人员。
但是县里面对这些里长并不实行直接管理。
里长、保长通常都是由当地的士绅大户兼任。这些人承包了地方上的税收。
大户掌握了收税的权力,天然会将这些税从自己的头上转嫁给百姓,这就是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然后这些人再通过向无地的百姓发放高利贷,以达到兼并他们土地的目的,最终让这些自耕农破产。
而华族的制度弥补了一些漏洞。
乡镇公所的官员也是华族的正式官员。他们对各个生产大队有直接的管理权力。
他们通过委任生产队长,将这种权力延伸下去。
另外华族恢复实物税收,农民只要等收获之后,从收获的粮食中取出一定的比例上交到镇公所的粮仓中便可以了。
华族官府在每个乡镇公所建立粮仓,管理税粮和地方上的救灾粮食。
这也让农村地区增强了抗灾害的能力。
曾国藩还发现了一点。那就是华族的正式官员资格放低了下限。
通俗来说就是扩大了编制的范围。
乡镇公所的官员成为了最低级别的官员,要是在满清时期,这些位置顶多是由普通的吏员担任。
而吏员是没有什么上升空间的。
华族的官僚体系给了这些人上升的空间。因此同样的人,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这些人做事效率和行为作风却有了极大的改善。
在任何时代,中下层的人失去上升空间都会产生灾难后果。
黄巢、洪秀全都是落第的秀才。他们肯定是有真才实学的,要是能够通过正常渠道成为国家的精英阶层。
那么黄巢可能会帮没落的大唐解决掉藩镇割据的问题。洪秀全也许会帮满清开启洋务运动。
正是因为这些人无法走上正常上升的渠道,他们才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打破既有的权力体系。
在俘虏营,曾国藩在理论上认识了华族。在老家的这段时间,他又从实践方面,深入了解了华族的基层管理模式。
通过直接管理,让普通百姓免遭过多的不必要的盘剥。资源能够更多的集中到国家的手中。
以前的百姓受到的剥削非常重,但是最后真正到国家手中的才有多少呢?
历朝历代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想想当年的大明,偌大的国家,一个富裕到南方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一年的货币税收仅仅是几百万两白银。
还不如一个海商一年的流水。
就在曾国藩在家中闲来无事研究华族基层管理架构的时候。
上面来人了。
来的人是他的曾经的幕僚李元度。
李元度三十几岁,仪表堂堂,做人正派,喜欢研究学问,身上有很浓的书卷气。
他与汪士铎不同。在政治上,李元度主张轻徭薄赋,治理贪腐,与民生息。
他认为只要百姓生活安定富裕了,国家自然会强大,也不会再出现匪乱。
他认为混乱的源泉在于官府的压迫与剥削。
而汪士铎则认为百姓是混乱之源,只要减少人口便可以让国家恢复安定。
汪士铎这样的人,华族也不敢用,因此在俘虏曾国藩之后就将其给放了。
这些人也就只会动动嘴皮子,还没有到犯罪的程度。
更何况,学术上有一些这样极端特别的声音,也不一定是件坏事情。
李元度则进入了华族的政府部门。他本就是湖南人。不过被安排到湘西沅州府做行政公署的副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