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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妒成性,毫不容人的文学典型。

于是,他垂死时的“既生瑜,何生亮”的悲鸣,就成了一个应该盖世而未盖世,应该得到一切而来不及得到的英雄,在他命危旦夕,已无法再一争短长时的绝唱。很痛苦,很悲伤,死也咽不下这口气,许多碰上“强中更有强中手”的败者,或者时运不济,错过良机,即使不死,也会在力不逮时,发出这种类似感叹的。

这六个字中有两个“生”字,真是深堪玩味啊!

中国人的心态,可能与中国人繁殖孳生得太多太快有关,一切的幸与不幸,一切的忧患祸福,都和人口众多,过于密集,以致生存空间变得狭窄拥挤有关。于是,就产生了像物理学所说的,作为物体,人与人之间的相排斥,相敌对,相嫉妒,相倾轧的行为,远远大于相吸引,相联系,相匹配,相协同的现象。

无妨假想一下,当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一个人时,人需要他人是第一位的。当每平方公里为一万人时,人提防他人是第一位的。当每平方公里为百万人时,连空气都不够呼吸,生存竞争,便是第一位的了。因此,人口众多,物产有限,形成了中国人心态中的独占欲,霸有欲。典型的状态是:一天不能二日,一山不容二虎,只有一个馒头,分开来吃两个人仍是饥饿,就不如拼个死活,一人享用。于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势必要干掉对手,才能用馒头蘸着鲜血,从容地领教老子天下第一的风光。文坛不大看得见刀光剑影,但彼此之间的倾轧,有时也颇有血风腥雨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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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公谨当年(2)

这也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总是时不时地造成历史倒退逆转的一个根本原因。只有无情的屠杀,而无公平的竞争,屠杀只能再回到黑暗,竞争才推动历史前进。一个总是不停拼杀内耗的社会,是不会取得长足进展的。

在这样的状态下,强者和强者,大概是很难共存的了,周瑜和诸葛亮如此,庞统要不死于落风坡,焉知后来和诸葛亮又何尝不如此呢?不是已见争功端倪了吗!

刘玄德的仁义(1)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以仁义诚信,感召天下,从一个救了董卓,反而遭董卓白眼的平头百姓,在讨卓的盟军中,只是站在公孙瓒身后当跟班的些微角色,终于成了鼎立的三雄之一,被曹操誉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风云人物。他那时一无地盘,二无兵马,依人篱下,能令世人刮目相看,他的仁义诚信,确实起了一部分号召的作用。

但他后来,所以在三分天下中,始终处于苟安一隅的最弱地位,虽有孔明、庞统智谋之士,关、张、赵、马、黄等勇武之将,而未能大发展,大开拓,东不能与孙吴撷抗,北不能与曹魏争雄,这其中,败因固然很多,但他的这种以仁义诚信取世,造成个人性格与情感上的偏执行事,而影响了政策,贻误了时机,也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一点。

任何政治行为,都得把握其一张一弛,有收有放,包括极其表面层次的,例如打出来的任何旗帜、口号,都不宜过头,凡过头,强化到极致,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古往今来,有无数这样物极必反的例子,直至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文化革命”,最后走到极端,不就悖谬到“革命文化”而成浩劫了吗?

刘玄德的仁义,有时也很害了自己的。取荆州,就是一个例子,刘表病笃,孔明建议他取荆州,以拒曹操。他也认为“公言甚善”,但又说:“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孔明警告他:“今若不取,后悔何及!”他那仁义劲一上来,罔顾其他。“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随后刘琮将荆州献于曹操,伊藉和孔明都劝他“以吊丧为名,前赴襄阳,诱刘琮出迎,就便擒下,诛其党羽,则荆州属使君矣”。刘备又是那一套:“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于是本来唾手可得的刘表的荆州,变成曹操的荆州,然后又变成在道义上是孙权的荆州。他呢?无论诸葛亮用怎样的言辞,强词夺理,说到底,也是暂借栖身荆州。

益州,又是一个例子,本来到益州,就是图谋这方土地。庞统、法正都劝他对刘璋“就筵上杀之,一拥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事不宜迟,只在早晚图之”,而刘备却说:“刘季玉与吾同宗,不忍取之。”结果,他还埋怨庞统:“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此时要仁义,最后又大动干戈,不是十足的伪善,便是二十分的愚执了。荆州和益州,都坏在刘备的坚而不决上。他不是不想要,而是想在无碍于他的这种仁义诚信的招牌下要,那当然等于白日做梦。

旗帜不妨打,但要因时因地因利害而变,所以庞统说:“乱离之时,因非一道所能定也。”这是具有辩证法的观点。

他说得很清楚,也很实际:“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古人所贵。若事定以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严格地讲,只要是非我之物,占有的本身,就不可能有公理正义可言。但在那个占有、被占有,和反占有的时代,诸侯间不停地重新绘制政治地图的时代,弱肉强食,是历史的必然。腐败昏昧的政权,垮台只是时间上的迟早罢了。你不吞噬掉的话,别人也会毫不客气地要下嘴的,这里不存在任何感情上和道义上的契约责任,甚至哪怕信誓旦旦的盟友,此时最佳之计,吃掉他,也许倒是救了他。要是成为另外一个凶悍者的俎上肉的话,那日子说不定会更糟一些。

一个目标物放在那里,人人都想获得它,在这个目标物未明确落入谁的手中时,角逐者的争斗,便一刻也不得安宁。只有争夺已经无望,归属成为定局,大家这才会停下手来,这就是法正劝谕刘备取西蜀时,所说的“逐兔先得”的规律。于是,视情势而定,该取则取之,不该取则决不伸手;该取而不取者,谓之愚,不该取而取者,则谓之妄,都是偏颇的行为了。

刘备,一次次地被他的那些虚假名声,误了大事。庞统说,事当决而不决者,愚人也。刘备所以成不了大气候,他的虚张声势的仁义诚信,不也成为他碍事的包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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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玄德的仁义(2)

所以,什么事情,都不宜绝对化。适可而止,最好,留有余地,则更主动些。陈琳与《檄豫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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