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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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鼠说句话

老鼠这种小动物一直是受人们厌恶甚至憎恨的，因为：其一，是个惯偷，偷米、偷油、偷一切可以吃的食物；其二，是无故咬破衣被鞋袜、柜板、箱底，咬碎书本、字画；其三，是身带病菌，传播出鼠疫等传染病；其四，是晚上蹿上跳下吱吱直叫，肆无忌惮，吵得人心烦意躁难以入眠……老鼠在人的头脑里留下个罪犯、恶棍的印象，历史可谓悠久了。《诗经·国风·魏风》中“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描述的就是这类形象；晚唐著名诗人曹邺的诗作《官仓鼠》：“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如君口。”将老鼠比做贪官。老鼠可谓“罪恶累累”，于是就有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俗话；于是就有了若不用“忌器”便无疑要“投鼠”的成语“投鼠忌器”；于是老鼠便上了“四害”的黑名单。

老鼠对人也确有不少有害因素。然而都归结为老鼠的罪状，似乎不完全公道。老鼠也是地球上生存的物种之一。所有动物中，除了人类能生产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外，其他都只能寻找现成食物生存，都是“不劳而获”；除了豢养的家禽家畜，都难脱“偷”、“抢”的嫌疑；在食物链的循环中，还难免残酷的掠杀。老鼠的“偷”是生存本能，咬碎衣物等是它们的生理特性，并没有因为牙要磨而专门咬人，与豺、狼、虎、豹、狮、熊、狐、鳄鱼那么凶暴残忍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老鼠身上带病菌，也不是它们自身的错，决不是它们蓄意要陷害人类，它们体小力弱，怕受攻击与伤害，只能躲在阴暗的洞中，那正是病菌容易生存繁殖之处……可见人们对老鼠，怀有很严重的偏见。曹邺将老鼠比做贪官，实是冤案。官仓有粮，本能驱使老鼠要去觅食，目的很直接，不等于贪得无厌；而贪官肥私并非仅为生存，是为占有，是占据非分的钱物转化成奢华、糜烂、荒淫的享受。两者性质完全不一样。曹邺借官仓的老鼠讽刺和诅咒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吏，被认为是一代正直文人，是敢直言时弊，从而也赢得青史留名，却是靠冤屈老鼠的比喻成就了他这首诗艺术上的光环。

固然，老鼠对人有危害，这种危害就一定比人们喜爱的动物大吗？譬如，人们普遍觉得狗、猫、兔子很可爱，其实，这些动物如若人们不豢养，不给它们供应食物和住处，不给予它们宠爱，危害不见得比老鼠小。狗会咬人，会致狂犬病，如今每年被病犬咬了死于狂犬病的人数比那次沙斯流行死的还多；猫不断磨爪也和老鼠磨牙一样，也会破坏家具，流落在外也会偷鸡、偷鱼、偷各种食物，也会传染疾病；兔子在人们印象中算是最温和的了，数年前媒体曾报道，澳大利亚野生兔子繁殖过快，数以几十万计的兔子吃掉大片大片的农作物，造成了威胁大批农民生存的兔灾，那是老鼠远远没有能力创造的奇迹……人们何时又给过老鼠与狗、猫、兔同样关爱的呢？也难怪，老鼠有一点很蠢，不懂得像狗、猫那样讨主人欢心。

两千多年来人们给老鼠定罪戴上坏分子帽子，显然有失公允。这是不是因为人在认识上，有片面性和印象观念，缺少科学的思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美国迪斯尼公司塑造的卡通形象米老鼠，就很可爱，在全球受欢迎程度，恐怕是所有卡通形象中首屈一指的；近几年看到西方制作的童话动画片中，也有以老鼠为正面主人公的，描写了老鼠群体之间以及鼠和猫之间的关系，恰恰把猫写成了“反面人物”……这些，是不是可以反映出西方人与我们在思维方法的不同和认识上的差异呢？

不过，我们民间还是有关于老鼠可爱的传说，如大年初一晚上老鼠嫁女儿。现代曾有画家根据这传说充分展开想象，以浪漫主义手法画出大年初一老鼠嫁女儿的热闹的喜庆场面。在中国，总算还有人对老鼠投付一点感情。

我这幅老鼠偷鸡蛋的画，画于1996年初，作画时也是想到儿时听过的一个民间传说，觉得有趣，照这个传说的意思，表现老鼠的聪明、机灵，即兴一挥而就的。题字“协力同心”，将其拟人化，颂扬其团结协作精神，也更添情趣。画技虽不怎样，展出时人们还是被其情趣吸引了。历时多年还不断有人提到它，可见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可见人们乐意接受老鼠这可爱的形象，而承认它“偷”得合理。老鼠该有些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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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周忱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明理财名臣，永乐进士。思维敏锐，巨万钱谷，屈指算就。宣德五年（1420），江南田赋问题严重，以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各府，总督税粮。深入民间调查积欠田赋成因，革除多种积弊。创“平米法”，使豪强不能拖欠；颁铁斛，使粮长不能大斛入、小斛出。改革征粮办法，整顿漕运和盐课，疏浚吴淞江，又设济农仓防灾，置赡盐仓救灶户。与况钟一道，奏请减轻苏州等地的官田税额。巡抚江南二十年，著有《双崖集》。其名，四百年来江苏武进芙蓉一带几乎妇孺皆知。

据清代所修的《芙蓉乡志》记载及民间口传，嘉靖年间，芙蓉镇一带是“十万八千芙蓉圩”（十万八千亩芙蓉低洼田地），每逢暴雨季节，便被淹成灾，闹得乡民背井离乡四处逃荒。周忱曾亲自观测流经芙蓉洼地的大舜河上、下游地形水情，带领百姓给芙蓉洼地四周加固圩堤，上修石臼湖口东坝，下疏通长江的黄泥港，根治了芙蓉水患，使百姓不再受涝灾之苦。在他过世后，谥文襄公，芙蓉乡民深感他的恩德，为纪念他，特地建了“文襄公祠”，也俗称“周文襄公庙”；所在村子还有一座小庙，和“周文襄公庙”合称“双庙”，便得名“双庙村”，在公社化的年代称为双庙大队。三十多年前，为想写周忱的故事，我曾去过芙蓉乡双庙大队采风。

原文襄公祠内大厅正中立有周忱塑像。建祠时还立了一条规矩：以后芙蓉圩若因失修再有水患，地方士绅有为修堤治水出钱出粮出力作贡献者，过世后乡人也为他在周忱塑像两侧神坛上加一块牌位，并附记简要事迹，也受永久纪念和敬仰。这就鼓舞后人都学周忱为民造福建功立德，崇尚成风，效周忱立德者不断。自明代到解放后，祠内两侧神坛上先贤牌位已有百余，周忱的崇高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是真正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文襄公祠一直存在，到20世纪60年代却被拆毁，房屋当做大队办公地，不能不说是一种道德建设的损失。

周忱巡抚江南，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明史》中说：“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处处祀之”，可见江南各地为他建的祠有多处，是念他政绩卓著，为他树碑立传。“*”时曾批判过树碑立传。其实，树碑立传有该批的，也有不该批的，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看具体情况：－是要看是否确有政绩，且这政绩是否被百姓公认为善举；二是要看这个碑由谁树、传由谁立。

关于政绩，有些人认识上有误区，认为搞的规划越宏大、建的工程越多就政绩越大，就越能树碑立传，其实是南辕北辙。有的是为政绩而求政绩，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有的是将其作为职务升迁的台阶、“电梯”甚至“直升机”……后者这样的出发点，大都急功近利，容易重形式而轻实际作用，容易浮夸，越搞欲望越膨胀规模越大，只重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就很难真正对百姓有益；或者眼前看似有“益”，而日后要被证实对子孙有大害；更有甚者，明明扰民、害民，竟还要巧妙裹上“为民”，甚至更美丽的包装……有的是创造建大工程的机会好*一把，侵吞纳税人的钱。这些当政者可以依仗权力不顾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谏言，强行实施。

然而，任何人从政掌权时间再长也不过几十年，卸任后就由不得自己装饰美容，最终又都必须接受历史公正的检验，只能任人民评说了，“政绩”就有可能成为耻辱和罪孽的铁桩。所谓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中，已经不乏碑毁声名狼藉之例，那便丢了面子、脏了形象、臭了名声。到那时，那些曾经的主政者如果活着，又会是怎样面对，会是一种怎样的人生体验？

当然，另一种政绩就如周忱治芙蓉圩的水患。之前早有李冰父子筑都江堰，还有苏东坡疏浚西湖和收养弃儿数十人、呼吁制止杀婴风。新中国建立至今，从中央到地方，为人民竭尽才智鞠躬尽瘁的干部不计其数……无论古今，这些从政者，总是力排私念私欲，谋事唯民生是为，压根儿没有要给自己创什么政绩的动机，只想做点善事为百姓造点福。这种作为，往往还要有违上司意志，受许多委屈。苏轼处处为民造福却屡遭贬谪。周忱“每行村落，屏去驺从，与农夫饷妇相对，从容问所疾苦，为之商略处置”，不坐轿子，不摆排场，“见者不知其为巡抚也”，是标准的公仆形象，却因革除粮税积弊得罪地方豪绅几遭造恶状受弹劾。他们都无一己功利私念，绝非怀半点为自己树碑立传之心，终究被一代又一代人民装在心里。民心作证，周忱最终获得朝廷“*”，“文襄公祠”不是皇帝敕造，也不是哪级政府下令嘉奖的产物，而是百姓感于他恩德自发建造的。文襄公祠香火延续了四百余年，《明史》上为他立了传，永世纪念他。当时诬陷他的那些人，如户部郭资、给中事李素、豪绅尹崇礼、彭守学等，恶行也都实记在《明史》周忱传里，恶人倒也“青史留名”了。

京剧表演艺术大师荀慧生把艺术风格、流派形成的规律概括为：故为之，则无为；不为之，则有为。政绩，树碑立传与之同理。真正的碑，是人民的口碑、心碑，自己竖碑立不牢，人民、历史给树给立，才能长久甚至永恒。愿“执政为民”真正深入干部之心，那些心系人民的干部中能涌现一批又一批比周忱还要优秀的公仆。也愿民心能为他们树碑立传世代传颂。

本文原是我对当政者的一种希望，一种提醒。我也知道，讲的这些道理再对再正确，力量也微乎其微！光靠讲道理使当政者自觉做苏轼、周忱，自然也会有，但比例不会大，只是一种“典型”罢了。

要从根本上治绝那种为政绩发烧的疯病，还是要靠*选拔干部，靠完善的*监督机制。有了好的机制，也许我这文章就多余了。

红灯·绿灯

五一假期我去了一趟上海。

晚上八点多钟，我从外滩乘出租车回下榻的宾馆，年轻的司机打量了我一眼问：“你是外地人吧？”　我说是。他便跟我搭话，说刚才有一拨人要坐他车，也是外地来旅游的，有三个大人和三个十岁上下的孩子，硬要六人挤一车。他说：“这要超载，明显违规，我能做吗？他们还怨我说‘上海人真死（板）’。五一开始实行新的交通安全法，违规处罚很严，酒后开车两次被查到，就要终身取消开车资格，不能跟法规去碰撞呀。”他带着委屈的情绪，但没有上海人轻视外地人的口气。他还说：“其实上海的出租车行业的文明程度，已可以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只是车子不如他们档次高。”　他似乎很自豪，是为自己，为行业，也为上海。我说，是交警管得严吧？他说：“都严，他们对我们严，我们也可以监督他们，交警来处理你违章，得先敬礼；如果不敬，我们可以投诉；先敬礼这样的小节，看似无关紧要，若被投诉三次，就得脱下警服。”

出租车司机的话说明，在上海，司机遵守法规，交警就无权管；交警触犯规章，也要受到公众包括出租车司机的监督；交警和司机，其实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而是同样在受到法规的约束，同样可以相互监督对方。交警管理交通，目的不在于管，而是在于保障所有人的安全和交通畅通。有报刊介绍，在美国，交警不仅是管违章违规，也不仅是处理时态度文明有教养，更多的是服务，见司机开车发生故障或陷于险境、困境，都会热心地想方设法帮助。而美国的开车人，交警、司机、行人的关系很友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美国亲见过这样一幕：两辆汽车相撞，驾车的都是妇女，都未受伤，两车都有破损，但还能勉强开动。她俩把车子弄到岔路上，心平气和商量解决问题，交换了驾驶执照号码，弄清了事故过程，约定时间解决，三分钟后就各自开车走了，连警察都未到场。事故发生后，她们首先做的是不妨碍别人通行，再是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事故，节约了别人的时间也节省了自己的时间。我们国内，国民的交通遵守法规意识确实很淡薄，驾车违规己屡见不鲜，在马路上所遇见的两车相撞，就不是这么简单，这就有许多问题，值得与美国国民比较而作深思。

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交警、司机、行人三者都超出管与被管的意识，都具有为自己和为他人交通安全而养成的遵守法规的习惯，交通安全管理就进入了自由王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达到相当文明的程度。

一家著名文摘报上有一篇文章说，一股骑自行车、摩托车汇成的车流行到十字路口时，绿灯转成了黄灯，大批人照样冲向前闯过去，独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女青年煞住车等待绿灯。作者赞扬这个决不随大流的女孩，还推而广之扩大外延，提倡人在社会生活中要有点慎独精神。其实，这位作者并没有真正读懂“慎独”。

慎独，儒家《中庸》中的含义是，不管有无他人在旁，都要严于律已，一丝不苟，坚持道德操守，曾国藩书“慎独”自勉，也是这个意思；又，在简帛《五行》中，则是指在群体意识中慎重地对待个人意识。这位作者提倡的大概是《中庸》中的意思。但那女孩的品行，其实用《中庸》中“慎独”的含义并不贴切：交通规则明明存在，明明有红绿灯警示，也在众目之中，她只是公众场合守了每个人应当遵守的规矩，就作为慎独精神来提倡，把慎独标准就降低了；当然，每个人应当遵守的规矩，大批人不遵守，只有她一人遵守，也着实令人悲哀。我以为这正折射了国民法纪意识滑坡到了惊人的程度啊！

有一次我在江南某城市坐出租车，与一位骑摩托车的交警同时遇到红灯停下，当红灯倒计时跳到还剩三秒钟时，那交通警就发动了明晃晃挂着“交通管理”牌子的摩托车，还有一秒钟时他就开车率先冲了出去。这看似“打擦边球”，实际上也是闯红灯，也许是他潜意识中就存在一种执法者的优越感、豁免权，这种意识是极顽固也极可怕的。当然这在交警队伍里也许只是极少数，但执法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也如此，给广大市民的交通法规意识的树立，会起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不是可想而知吗？

那些闯红灯的和准闯红灯的，反映出当代国民身上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万事缺乏耐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重视眼前、小局及个人利益，于是习惯短期行为，违规违法操作；于是欲望和虚荣膨胀，追求浮夸；于是以草率马虎替代严肃认真，以主观盲目替代客观科学……这种浮躁心态，在国民身上已十分严重，连有些党政领导、执法人员也常存在，而且已不仅是表现在闯红灯上。驾驶员开车在其他方面犯规，如车子或执照被扣，很少有人不找有面子的熟人或熟识的交警转弯打招呼说情；这个扣车扣照的甲交警给面子熟人或另外的乙交警，从轻或者不处罚；下回甲交警有了有面子的熟人或者有亲友违章开车被扣，找乙交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