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封信他不仅仅只是寄给了海因里克,也寄给了母亲、科斯特林和克拉茨,最后也寄给了他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引导和培养的卡尔。在这样的一封信里还搀杂着他的同伴们的声音,他积聚了所有的激动和兴奋,总结概述了辩论,把使他们感到压抑的、他们所真正感受到的变成口号:他们不再是孤单的了,骚乱和反抗力量已经成长起来了,公爵所要面对的不再只是一些神学院大学生,而是整个时代的精神。
1792 年,18岁的莱奥· 泽肯多夫来到了蒂宾根,开始了他的法律学习生涯。也就是说,他不是神学院学生。他并没有在这个朋友圈子里逗留多久,就在同年的秋天,他的父亲就把他叫回家了,蒂宾根大学能给这位雄心壮志者的帮助太少了,无所事事和令人分神的娱乐活动排上了日程。
但是对于他所能接触的东西,他都要去尝试一下。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喜欢冒险的心他结交了各种朋友,在这方面,他父亲为他所写的一些推荐信帮了他不少忙。不论是在莱布雷特家还是在其他教授家里,他很快便成为了受人欢迎的客人。人们觉得他很聪明、会随机应变,也喜欢他的彬彬有礼。有时候他喜欢莽撞插嘴,但是人们也因为他的年轻而原谅他了。
他顺着每个人的意思说话,黑格尔不喜欢他,而荷尔德林却恰恰喜欢他这样善于交际的一面。他也很想让自己能够如此轻松地表现出讨人喜欢的样子,没有什么事能难得倒这个男孩,他几乎不可能受到伤害,因为他从不给人任何伤害他的机会。在学生当中也好,在姑娘们当中也好,他一样受人欢迎。
他没有把荷尔德林引荐到政治俱乐部、到雅各宾派的圈子里去。因为荷尔德林已经和黑格尔一起来做过几次客了,但是他表现得却很矜持,并且这些莫佩伽人的粗俗乐子也使他感到厌恶,当他们用自己那流氓无赖般的吼叫突出他们的信念时,这让他感到极为不快。 txt小说上传分享
Ⅴ 革命(9)
一切就该是这样的,黑格尔觉得他的拒绝的态度有些夸张了。
法洛特和贝尔那德,以及那个让人琢磨不透、喋喋不休地运用暗示的名为韦策尔的同学,这些扮演着最重要角色的神学院学生,他全都认识,并且欣赏他们。他们两个热情活泼,并不是杰出的神学家,但是都很明事理,如果要谈正事,他们从来就直言不讳。他们都有偏见,并且与许多其他装作很聪明的人相反的是,他们很坦率地承认这一点。这使得他们在一些教授那里不受欢迎,而正统的助理教师们也用额外的、棘手的任务来折磨他们。因为大家聚会都是很私人性质的,聚会的房间也换来换去,因此,那些未被邀请、不受欢迎的包打听们几乎不可能参与进来。尽管如此,黑格尔还是满腹狐疑地猜测,这个圈子里有教会监理会和校务会的探子。他尤其注意的是克内贝尔,一个莽撞、爱插话而过分热心的药剂师,他比其他人都要年长,并且他那惺惺作态的热情让他嫌疑重大。
只有年轻的小伙子们才可以如此夸张,年长一些的人这样的话则要么是因为傻,要么是装出来的。
他是个告密者,一个间谍。当后来韦策尔,不论是在谁的警告下,仓皇地离开修道院时,事实终于真相大白。当人们追捕他时,他却已安全地到达了施特拉斯堡了。
蒂宾根小而狭窄,它仔细地倾听着一切可能威胁到它安宁的声音。这个城市里掌权的那些人维护着这里的和平,他们头脑里一点共和国的概念都没有。*、平等和博爱对他们来说是魔鬼虚构出来的。于是,他们让人——不再那么高枕无忧了,因为事实上,法国的状况可以蔓延开来——观察叛乱者的一举一动。很好,这些叛乱者只是些孩子们,很少有官员,而人们可以对这些人以及那些助理教师们施压。对付那些律师和书记员们就要困难一些了,但是使他们恢复理智的手段却有的是。如果他们“夸张”的话,便会被囚禁起来或者是驱逐出国。
像泽肯多夫这样的人经常会过于热情,他们和一些靠不住的人关系暧昧,在小客栈里大大咧咧地谈话、夸海口,但是他们做起事来,他们的认识还是严肃认真的。
莫佩伽人消息最为灵通,他们带来法国的各种传单和报纸,激情昂扬地朗读那上面的消息,而当黑格尔有兴趣的时候,他会对此发表一些自己的评论。他们所遭遇的评价超乎他们的理解范围,有很多事情都无法想象和描述。这都是一些伟大的、关于未来世界的油画,一个他们期望着更为光明、人性和友好的世界。有时候,他们通过叫喊来掩盖自己的惊慌害怕。
但是当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时,当布里索催促大家向这个联盟开战时,当法洛特哭着给他们诵读《祖国处于危险之中》的宣言时,当国王官邸图乐伊被冲破、国王被逮捕时,当拉法耶特无耻地投奔了奥地利人时,当革命军队经受住了普鲁士的连续炮击时,他们都一致地表示愤怒和赞同。这所有的一切都离他们更近了,并且也直接与他们有关。
就连1792 年9 月上千的“嫌疑犯”以“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名义被处死时,他们也懂得相互安慰:这些都是敌人,害群之马,他们会使年轻的共和国毁于一旦的。
来,看啊,看科塔他都写了些什么,读一下赖因哈德写的东西!这是两个他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Ⅴ 革命(10)
们信任的人,他们曾经都在蒂宾根活动过,赖因哈德甚至曾是神学院学生,两个人在自己的国家都感到不幸福、不自由,因此踏上了革命的征程,参加了革命。克里斯托夫· 弗里德里希· 科塔是那位蒂宾根的图书和出版商的弟弟。在他去施特拉斯堡,在那里出版《政治期刊》之前,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尤其是年长一些的助理教师曾与他有过交往——但是他们更愿意对此只字不提,因为与共和主义者的交往会削弱他们的威望。科塔完全献身于共和国的事业,日后,他在美因茨为库斯蒂内将军担当文员,写了在民众当中被大量分发的启蒙宣传手册,并负责莱茵占领区的邮政业,拿破仑上台以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或许他受到了当时著名的他哥哥的保护——当了一个未老先衰的无名氏,稍微关心着如日中天的出版社的财务,没有人敢问他,他是谁,这使他感到无比痛苦。
赖因哈德过得轻松一些,他比荷尔德林长9 岁,在神学院里,他表现出色。直到现在,他的天赋和灵活的头脑仍然受人称道。诸如伯克、施努雷尔和莱布雷特这样的教授都无法理解,他为何会选择了这样一条不可靠的事业道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本可以成为公爵最重要的顾问之一。
赖因哈德的人生履历中有一个微不足道的驿站,它不值得一提,但却让我感伤:像荷尔德林一样,曾有一段很短的时间赖因哈德在波尔多做家庭教师。在他停留期间,荷尔德林受过他的影响吗?有几个人可能想起了这个。现在又有一个人带着这种滑稽的口音说法语,一个施瓦本人。人们向他讲述了赖因哈德为了奉献于革命事业而动身去了巴黎,并且还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吗?当荷尔德林1802 年在波尔多停留时,赖因哈德已经作为共和国著名的外交部长而受到人们的拥戴了,那之后他受到了特列朗的排挤,出任了下萨克森专区设在汉堡的大使。这时,这些轨道有了交叉,但是这些存在者从来就是完全不相容的。行走在他最后一段旅程上的荷尔德林这时已经精神错乱,越过界限了;而另一位却与终点还相离甚远,明智而世故地顺应着各种关系,被复辟的君主制授予伯爵头衔,德国的公使、受到赏识的歌德通信伙伴,最后还成了法国上议院议员、科学院的成员——他完全是另一种人。
赖因哈德对年轻人来说很有吸引力,因为他把握住了时机,采取了行动。施托伊丁与赖因哈德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当他必须离开家乡去美因茨时,这种关系却并没有帮上他的忙。那时,施托伊丁那绝望的呼喊在强者的听觉范围内渐渐减弱,而赖因哈德或许曾在一次无聊透顶的谈话中这样说到:是的,他认识那个施托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