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对印度投资的热情普遍高于对中国的投资热情,比如卡耐基基金会。据我了解,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所递交的任何一个要投资印度
的项目,100%都会被轻松批准,大家一致认为印度拥有民主、法治、新闻自由等各方面的制度保证,他们对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点也不
担心。然而,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递交的投资到中国的项目,十个中有八九个都会被打回来。
不仅卡耐基基金会这样,其他基金会也都是如此。这几年,印度股市上涨了百分之五十几甚至更多。很多基金会的钱已经转向印
度的股票市场,私人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里昂证券本来非常关注中国,但现在它的相当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印度去了。它们无法把
注意力大量集中在中国,因为在中国证券业赚不到钱。中国市场上的投资机会很受限制,股市被政府严加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资金
的流向、投资意向偏好从中国转向印度是必然的。现在国内对这个趋势的反应还有点迟钝,但等中国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
事实上,很多机构现在并不放心也不太愿意把更多的钱投在中国,它们更愿意把钱投在印度,但短期内没有办法,因此,暂时还
只能投资在中国,毕竟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相对印度尚存在优势。我在和纽约投资机构的接触中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这种
投资意向的变化,中国必须及早了解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这是非常重要、有远见和预测作用的指标。
制度与财富
中国应该强化激励机制
中国表面看来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地方官员和高层官员把大量精力放在“形象工程”上,但我们不能只陶醉于这种表面的东西。
印度与中国在进行一场龟兔赛跑,事实上,它正在紧步追赶。中国如果继续把钱大量投入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忽略看不见摸不着
的制度建设这种软的东西,是很危险的。
当然,不管怎样,中国现在至少可以直接同印度等其他国家比较、竞争,这本身也是很有促进作用的。长此以往,将迫使中国在
制度等软的方面进一步改革,使软的制度架构能够像印度和美国那样更有利于市场交易,让人们在更可靠的契约执行架构、交易执行架构
之下,勇于进行市场交易。希望中国政府更加大胆地去做出一些制度调整。在诚信缺乏、法治不可靠、信息不畅通而且即使有信息,其内
容也不那么可靠的环境之下,任何看不见摸不着的非实物的东西,都不容易在这个社会里有太大的发展前景。
文化产业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按理说,中国有13亿人口,娱乐、文化市场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但事实上,不管是电视剧、
电影还是文化创作,都被文化部门严加管制。有意思的是,很多文化界的人士呼吁把儒学变成儒教,然后进一步变成国教,要发扬光大中
国的传统文化。我认为,在现代社会交通工具和市场范围都发达的情况下,恢复这些传统文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即使恢复传统文化能解
决问题,但我认为人们需要看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自己的娱乐行业、文化创作行业、影视业都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在娱乐和文化消费上,除了好莱坞和
韩国难有别的选择。出现这种现象,不能怪社会成员,因为人们别无选择。现有国内各家电视台的节目大同小异,即使再多添几个电视台
又能怎样?就像是又多了几栋外表漂亮的大楼,进去一看就知道,里面的管理一塌糊涂。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领域来说,没有竞争、没有激励机制、没有创作自由,就没有创造力。现在强调自主创新,要把中国变成创
新型国家。事实上,中国有很多一流的工程师、一流的科学家,同时也有很多资金,在国家垄断银行金融体系的情况下,国有项目要资金
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就是发展不起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好的激励机制,没有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激励机制。
文化领域也是这样。只要所有电视台、出版社都是国有的,其他的媒体都直接或者间接属于国有,没有对于个人的创业激励,那
么个人的创新动力自然也不会有。在没有可观的经济回报的情况下,让人去挖空心思日日夜夜进行创造,这只能是梦想。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国内最可能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行业,就是创新创业最活跃的行业,如分众、携程,等等。这个现象为中国
的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提供了非常明显的启示,它说明:如果中国的投资还不对民营企业开放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经济要继续依靠外资、
外贸去拉动;如果真的要把中国转变成创新型国家,若不让股市和制度变革这两个根本性的杠杆发挥作用,仅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没什
么用的。
中国历史上创意最强的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个诸侯国彼此之间进行激烈竞争,孔子、管子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但是这种繁荣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