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五块钱仍在口袋里。
穿了睡衣,钱跟过来了,握在拳头里,躲在浴室不出来。大弟几次拿拳头敲门,也不肯 开。等到我们小孩都已上了床,母亲才去浴室,父亲在客厅坐着。
我赤着脚快步跑进母亲的睡房,将钱卷成一团,快速的丢到五斗柜跟墙壁的夹缝里去, 这才逃回床上,长长的松了口气。
那个晚上,想到许多的梦想因为自己的胆小而付诸东流,心里酸酸的。
“不吃下这碗稀饭,不许去上学。”
我们三个孩子愁眉苦脸的对着早餐,母亲照例在监视,一个平淡的早晨又开始了。
“你的钱找到了没有?”我问母亲。
“等你们上学了才去找——快吃呀!”母亲递上来一个煮蛋。
我吃了饭,背好书包,忍不住走到母亲的睡房去打了一个转,出来的时候喊着:“妈 妈,你的钱原来掉在夹缝里去了。”母亲放下了碗,走进去,捡起了钱说:“大概是风吹的 吧!找到了就好。”
那时,父亲的眼光轻轻的掠了我一眼,我脸红得又像发烧,匆匆的跑出门去,忘了说再 见。
偷钱的故事就那么平平淡淡的过去了。
奇怪的是,那次之后,父母突然管起我们的零用钱来,每个小孩一个月一块钱,自己记 帐,用完了可以商量预支下个月的,预支满两个月,就得——忍耐。
也是那次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父亲给了我一盒外国进口的糖果,他没有说慢慢吃之类 的话。我快速的把糖果剥出来放在一边,将糖纸泡在脸盆里洗干净,然后一张一张将它们贴 在玻璃窗上等着干。
那个下午,就在数糖纸的快乐里,悠悠的度过。
等到我长大以后,跟母亲说起偷钱的事,她笑说她不记得了。又反问:“怎么后来没有 再偷了呢?”我说那个滋味并不好受。说着说着,发觉姐姐弟弟们在笑,原来都偷过钱,也 都感觉不好过,这一段往事,就过去了。
吹兵
那天上学的时候并没有穿红衣服,却被一只疯水牛一路追进学校。
跑的开始以为水牛只追一下就算了的,或者会改去追其他的行人,结果他只钉住我锲而 不舍的追。哭都来不及哭,只是没命的跑,那四只蹄子奔腾着咄咄的拿角来顶——总是在我 裙子后面一点点距离。
好不容易逃进了教室,疯牛还在操场上翻蹄子踢土,小学的朝会就此取消了。同学很惊 慌,害怕牛会来顶教堂。晨操播音机里没有音乐,只是一再的播着:“各位同学,留在教室 里,不可以出来,不可以出来!”
我是把那条牛引进学校操场上来的小孩子,双手抓住窗口的木框,还是不停的喘气。同 学们拿出了童军棍把教室的门顶住。而老师,老师们躲在大办公室里也是门窗紧闭。
就是那一天,该我做值日生。值日生的姓名每天由风纪股长写在黑板上,是两个小孩同 时做值日。那个风纪股长忘了是谁,总之是一个老师的马屁鬼,压迫我们的就是她。我偶尔 也被选上当康乐股长,可是康乐和风纪比较起来,那份气势就差多了。
疯水牛还在操场上找东西去顶,风纪股长却发现当天班上的茶壶还是空的。当时,我们 做小学生的时候,没有自备水壶这等事的,教室后面放一个大水壶,共用一个杯子,谁渴了 就去倒水喝,十分简单。而水壶,是值日生到学校厨房的大灶上去拿滚水,老校工灌满了 水,由各班级小朋友提着走回教室。
牛在发疯,风纪股长一定逼我当时就去厨房提水,不然就记名字。另外一个值日小朋友 哭了,死不肯出去。她哭是为了被记了名字。我拎了空水壶开门走到外面,看也不看牛,拚 着命就往通向厨房的长廊狂奔。
等到水壶注满了滚水,没有可能快跑回教室,于是我蹲在走廊的门边,望着远处的牛, 想到风纪股长要记名字交给老师算帐,也开始蹲着细细碎碎的哭了。
就在这个时候,清晨出操去的驻军们回来了。驻军是国庆日以前才从台湾南部开来台 北,暂住在学校一阵的。
军人来了,看见一只疯牛在操场上东顶西拱的,根本也不当一回事,数百个人杀声震天 的不知用上了什么阵法,将牛一步一步赶到校外的田野里去了。
确定牛已经走了,这才提起大茶壶,走三步停两步的往教室的方向去。也是在那么安静 的走廊上,身后突然传来咻咻、咻咻喘息的声音,这一慌,腿软了,丢了水壶往地下一蹲, 将手抱住头,死啦!牛就在背后。
咻咻的声音还在响,我不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