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拱二年春二月,皇帝下诏,康宗梓宫起行,南下汝州,葬于平陵。至出发时,刘文澎的御体已经在垂拱殿躺了差不多十四个月了。(太宗陵寝位于泽州,曰元陵。)
而随着刘文澎下葬,也意味着大汉帝国彻底告别康宗时代,正式迎来属于刘文济的时代。返京不久,刘文济即下了一道“宣政诏”,明示天下,这是在登基一年之后,刘文济正式向内外上下臣民传达他的治政理念与施政纲领。
诏文很长,内容很多,但精炼下来的意思,却清晰简练。总的来说,就两句话:罢平康之政,匡康宗之失。
过去的一年,朝廷在运转上,还是基本维持着平康时代的模式,但比起平康时代,朝堂之上却是截然不同景象,自皇帝以下,所有忠正之臣、有识之士,都在反思康宗朝出现的问题,以为殷鉴。
关于这方面的事务,前前后后,刘文济收到了几百道奏章,仅从奏章上看,很多大臣的确做出了深刻而认真的思考,可谓痛定思痛。虽然不乏对刘文济的劝谏,但这股风潮,他却在默默地推动,写得好的,还专门拿出来推荐给大臣们看,交由宣慰司刊发。
因此,有了差不多一年的酝酿,刘文济又选在康宗下葬之后,来表明心迹,阐明用政思想,自然起到不同凡响,拥护者甚多,至少在有康宗打底在前,刘文济表现得可太有明君风范了。
然事实上,即便已经坐稳皇位,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皇帝权力的事务上,刘文济依旧显得谨慎。他只是在康宗“无为”的基础上,增添那么一些微的“有为”。
而在具体的操作上,刘文济也只明确提出了四点:禁奢靡,倡简朴,废大工,树新风。
禁奢靡与倡简朴实则是一体的,只不过比起太宗时期的严格约束,严厉打压,刘文济态度与手段都要缓和几分,同时只在国资公费的支出上划红线,至于私财,只做提倡,未有强令。
废大工,单指康宗的“水晶宫”构想,自其驾崩之后,就停工了,民夫被发还,建筑物料废置,连临时工程营造指挥部都基本解散,一干营造官员及宦官,在停工的情况下,靠着先期拨下的款项,还快活了半年多。后来遭人举报,尽数被杀头。
关于西苑行宫的问题,实则有人建议继续修的,毕竟先期投入巨大,湖都已经掘出来了,宫殿的地基也打了一半,沉没成本太高,为免浪费,可修建完成,也给皇帝一个就近避暑纳凉的地方,哪怕仿东京的琼林苑。
然而,经过审慎思考,政治优先的原则站了上风,刘文济最终还是选择彻底停罢工程,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展现出自己与康宗的不同。
于是,已经耗费大量人财物力的半成品的西苑避暑行宫,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而烂尾的工程,荒废的人工湖体,则成为皇家园苑间一道巨大的伤疤,非沧海桑田难以恢复抹平。
至于树新风,则是针对康宗时期,尤其是后期时,朝廷上下,权贵内部,诸多纲纪废除,斗争无度的现象,因此刘文济特地擎起太宗遗风的大旗,表示要效太宗明法强法之政策,严肃律令,整饬违法。
当然,刘文济心里还是有数的,风纪败坏起来很快、很容易,但要扭转,却非一朝一夕的功夫,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强的权威,以及更多实际的动作,杀足够多的鸡,儆更加多的猴。。。。。。
即便刘文济的“新政”充满了保守与妥协的味道,但沿着既定的规划,耐心而从容地走下去,他这个皇帝做得越发自如,权威也就在悄然之间加速建立,并巩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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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交接,新旧朝更替之际,总是会怠慢许多事情,比如三年一度的国家大考,科举大士。需要提一嘴,依常制,平康八年本有一次大考,然而那一届被康宗皇帝给取消了。
表面上是因为他要准备祭天与北巡之事,实则是为了进一步打压与他作对的李沆为首的一批庶族官僚,因为他发现,在平康朝的两届科举中,李沆等人通过贡举发掘、提拔了不少寒门出身的官吏。
你要说康宗皇帝愚蠢吧,他对付起人来,还往往抓得住重点,打你要害。然而做出的事情,你又实在难以称之为聪明,当时还说出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朕疾天下昏官冗吏多如泥沙,正欲澄清,何增新员?
坊间有传闻说,前宰相李沆在归养之时病死,就是因为听了皇帝罢科举的举措以及那番言论后,一时激愤,气死了。。。。。
因此,对于帝国天下士子、广大僚吏来说,朝廷于端拱二年三月重启的科考,是时隔整整五年后的一次恩次,此举注定收获人心,为天下士林、僚吏、学子所拥戴。
同时,本次贡举,也是自开国以来,历届常制举中,最终参考人数最多的一次,足有八千多人,可谓一时极盛。
皇帝刘文济以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陈尧佐知贡举,为大考总监。陈尧佐是在徐士廉遭贬之后,由两浙道上调中枢,拜相,这固然是一种“回报”,同时,礼部尚书同平章事,这样的官衔,已经几十年不曾出现过了。通过这项任命,皇帝也表明他对“德育教化”的重视,或许,这就是读书人春天真正到来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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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尧佐一道被回报的,乃是兖国公王增,他从荆湖北道调任宣慰使,掌管朝廷中枢的喉舌,就冲他当初在继位之前的果断靠拢,即便他与王氏家族出的力并不起多少实际作用。
而王增履任之后,兴奋之余,也更加卖力,毕竟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真正触摸到重振家声的希望。王增到任宣慰司的半年时间内,就用实际行动表现着他对新皇的支持。
他与下属的僚属与笔杆子们,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从方方面面、各种角度来论证皇帝继位的合理合法与合情,邸报上,更是连篇累牍地称赞皇帝继位以来所有的端重、谦和、宽容、礼贤之言行。
康宗下葬,宣政诏颁,王增又组织人手,开始仔细研读、分析、审量,穷尽力气地挖掘其中先进的思想精华与政策理念,并从诸部司衙门乃至民间搜罗政论文稿,宣报之上,也紧跟着出现了大量政策解读。
这甚至导致宣报的民间销量都有一定下挫,毕竟平民百姓、市井小民,谁关心这些啊,又有多少人舍得花那不菲的价钱去买枯燥的官报来看。当然,宣报是有一个固定市场群体的,其办报初衷也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销量什么本就是次要的东西。
而王增一系列的表现与举措,自然很中皇帝之意,大受刘文济认可与表扬。当然,王增的一系列操作,也饱受非议,毕竟过于逢迎媚上,有些人甚至把他祖父王朴摆出来了,老国公当年是何等风采,相比之下,王增今日之表现,岂不有辱先祖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