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
惊诧的看着唐浩然,柳重教的内心却是一阵激动,尽管于他心存着“朝鲜入主中原”的幻想,但是却又相信朝鲜无圣人,自不可出天子,而于华西学派尊华攘夷毕竟为万世不变之大义,过去他鼓吹北伐,与其说是“入主中原”,倒不如说是面对朝鲜君臣“夏服而夷心”忧心忡忡所至,希望用“入主中原”的野心,唤醒朝鲜君臣的“夏心”,而即便是他自身,都不相信朝鲜有朝一日能“入主中原”,毕竟按理学之程,朝鲜无千里川河,自不可出圣人,圣人不出,谈何入主中国。
望着书院中那一座座铭刻着思明之词的石碑,想到自甲申年后数百年间民族遭受的磨难以及文明沉沦的现实,唐浩然的眼睛不禁微红,那双拳头时而紧握,胸膛中满腔的怒火此时完全化为了对满清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天然的,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但凡中国人,思崖山甲申而不悲者,其人必不忠。满清役使国人两百余人,愚民至此,浩然每每思之,无不心痛至极,而朝鲜之地,尚保存我中华之典仪,今日我属理朝鲜,虽为清臣,然所为者,却是中国之大业,意于此重复中华之典仪,省斋先生……”
盯视着柳重教,这位华西学派的精神领袖,唐浩然既没有隐瞒自己的想法,也没有全盘而出,只是稍加提点罢了,在柳重教的诧异中,唐浩然却又急声反问道。
“省斋先生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
这声反问依如柳重教最初的问题一般,不过相比于其,唐浩然的问题无疑更为诛心,其选择只有一个,而无论是那一个,在某种程度上都意味着背叛。
面对唐浩然的问题,柳重教微微垂沉默着,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就其文化上而言,柳重教当然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是理智却告诉他,自己是朝鲜人,就在柳重教沉默不语,一时无法作答时,一旁却响起了一个话声。
“我等自是中国人!”
顺着话声看去,唐浩然看一位须过前胸的中年长者走了过来,他的神情严谨,肃然的脸庞上全是激昂之状。
“见过叔父,见过唐君!”
先前听着两人对话的柳麟锡冲着柳重教与唐浩然施礼后,对柳重教亦是其叔伯说道。
“叔父,我等自是中国人,有何不能说!”
相比于柳重教的谨慎,已年近五十的柳麟锡在提及自己是中国人时,脸上全是骄傲自豪之色,全无一丝做作,他又向唐浩然施礼道。
“唐君,朝鲜虽为中国之外藩,然与中国同文同宗,自是中国之人,虽离中国之教化,然后自大明起,朝鲜身为大明臣子,事明至忠,更受中国之教化,自是中国人,大明虽已灭亡多时,而洪武、万历、崇祯的灵位却依然供奉于万东庙中,满清鞑虏固然不配称帝,朝鲜以东夷也不应为帝,只能恭谨地将万东庙里的亡灵侍奉为天下之主。中国若出圣人,逐鞑虏复中华,朝鲜自甘为中国之东藩,以事明之忠侍以中国!”
迎着唐浩然投来的目光,柳麟锡的目光中不见一丝退缩之意,从眼前的这位唐大人废王上,统监朝鲜起,他便注意着统监府的一举一动,无论是建立东亚同文学院,亦或是大兴“承恩祠”于他看来,都是其加强中国于朝鲜统治的步骤,不仅从未批评过唐浩然干涉朝鲜内政,反而认为朝鲜正需要唐浩然这种敢作敢为之人,如此才能保朝鲜不为洋扰,甚至于在其看来,唐浩然也许就是中国等待数百年未见的圣人,至少有这种可能。
东藩,我要的是东省!
听着柳麟锡话,唐浩然于心底暗自嘀咕一声,不过他却知道,柳麟锡也好,柳重教也罢,这些“崇周思明”的朝鲜儒生或许才是真正的亲华儒生,甚至重儒学、重中华远甚于朝鲜自身的兴亡,而反观朝鲜宫廷中的大臣,他们所奉行不过只是实力为尊罢了,于历史上,金允植等一班“事大之臣”,无不是倒向了日本。
信仰的力量!
信仰在如柳麟锡等人身上尽显无疑,他们所信仰的并不是朝鲜,而是中华,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正是自己所需要的,需要的是一个认同中国的朝鲜,而不是一个自身民族觉醒的朝鲜。
正因如此,唐浩然才希望利用华西学派的崇周思明以及华夷之辩思想,去建立一个“现代的朝鲜教育体系”,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至少现在唐浩然还没有心思于朝鲜推行新政,但这并不妨碍以官方的态度支持华西学派的讲学,进而进一步扩大华西学派于朝鲜的影响力,通过朝鲜儒林的“中国化”进而实现整个朝鲜的“进一步中国化”,从而为将来吞并朝鲜,纳朝鲜为中国一行省打下基础。
“朝鲜于中国之忠,唐某焉能不知?”
心知柳麟锡为何称自己为“唐君”的唐浩然,并没有在称谓上计较什么,而是继续说道。
“今时朝鲜开港十数载,东倭临门,洋夷临境,朝鲜国内又生排华尊洋之心,虽可闭门而守,然今日之世,又岂是闭门而守之世?汝圣,还请你教我,如何消除这排华尊洋之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