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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历史,弘武六年决定着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开始了其从未曾有过的锐变,这种锐变是根本上的……而最为根本的锐变是臣民至国民的锐变。在随后的数十年间,通过不断的国民改造,四万万皇帝陛下的臣民成为了中华帝国的国民,这种改变始于弘武六年,而出人意料的是,这种改变却始自于最受后人病诟的是,其竟然始自于军国民化。”
《帝国百年》
“村公所的人,过去是靠民间有声望的士绅,而现在则要把军人送进村公所,这样的话,那些退役……嗯,在乡军人的身份如何介定?”
在皇宫的书房内,面对着陛下的要求,袁世凯已经开始用笔在纸上计算着什么了。去年,结束了东瀛总督一职的的他回到了南京,晋升为帝国的民政大臣——在内阁之中,民政大臣地位之显,仅次于总理大臣。
可以说此时的袁世凯已经位极人臣之显,不过即便如此,他依然小心翼翼的,毕竟高处不胜寒的道理他还是懂得的。
沉思片刻,唐浩然摇了摇头说道:
“村公所所兼职档案员、邮递员,又要调解一堆小纠纷,应该算是公务员。话说回来,按照帝国6军军律的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额津贴——每月四元,服役三年退为后备兵,月支津贴两元;又五年退为在乡军人,津贴每月一元;平时各就其业,冬季调操一月,又十年除其军籍……”
在很大程度上,当年东北军的创建过程中,唐浩然充分参考了北洋6军的组织条例,尤其是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的规定上,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非常简单,中国没有义务兵的先例,而且军人的历史地位低下,所以建立“义务兵役”时,同样参考了北洋6军的建设,最终这种义务式强制征召和雇佣兵式组织成为了6海军组织的特点,每一个士兵从服役那天起,国家就和其“签订”了长达十八年的合同,在这十八年中,士兵即便是退役也能从国家领取军饷,应该是津帖。
得益于军人地位的提高,加之强行推动的义务兵役制,使得的现在军队从来都是征召最优秀者,毕竟每个年满18岁的公民都需要服兵役,现在的军队往往云集着中国身体素质最为优秀的农村子弟——95%的士兵来自于农村。
实际上,这正是6军与海军的区别,6军往往都是泥腿子——士兵大都来自农村,海军士兵大都来自城市,前者服兵役是因为法律,而后者服兵役却是因为向往大海。甚至两者的军官也是如此,而相对应的是,相比于文盲也可以接受的6军,海军对士兵的素质要求更高,甚至现在海军已经提出了非高等小学不可的基本条件,而这恰恰是农村子弟最大的软肋。
也正因如此,唐浩然提出的“农村军人免税”方案,才会不至于因为城乡区别作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城市军人没有优待,相对应的是城市军人的退役金会适当的增加。总之,对于军人是公平的,不会因为他们的出身不同,而亏待那一方。
在唐浩然最初的计划之中,不过只是通过“税务优待”去扶持出一个“乡间的特权阶层”,进而作为“乡间基石”稳定乡村,在保障国家对乡村控制的同时,阻止任何“动荡”于乡村生。
但现在,随着计划的完善,最初的“优待军人”却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军国化”,为未来战争作准备的军国化!
如果说,当年唐浩然于东北施政时,所做的准备是为了准备国家的统一以及与俄国的对抗的话,那么现在的准备,却是为了中国的百年之利,也正因如此,“军国化”已经成为不可避免之事,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也是国民改造的要求。
而在推行全国“军国化”的过程中,在乡军人将来担负起维护国家基层秩序的核心,在过去的十年间,军人、军属都享有某种程度上的优待,比如军人家庭可以悬挂“皇家龙纹徽章”等等,但是这往往只限于荣誉,相比于荣誉,这一次,唐浩然准备给予他们的却是更为实际的东北——免税。
农村军人免征田赋的权力,当然,得益于建元后的土地登计,使得政府掌握有每个军人家庭的土地亩数,加之法律上的禁止,因而绝不可能出现所谓的“投效”。而更重要的是,这只局限于士兵,军官家庭仍需要交纳田赋,毕竟相比于那些每月只有四元津贴的士兵,军官的收入一直颇丰。
这些优惠条件势必会进一步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而并不是仅局限于法律字面上的“军人是光荣而且神圣的”,而现在,根据军国民化的要求,军人将进一步神圣化,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
“所以,不需要再支付额外的津帖,而且这样的话,每过几年,都会有新的一批军人进入村公所,可以说这样的安排,不需要中央和地方支出额外的经费!就像现在的教师一样!那些皇家教师不也不需要支付额外的工资吗?”
“嗯,现在村自治会中,老师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
袁世凯如实的说道,在新的农村士绅阶层中,“皇家教师”可以说是最近几年中才形成的一个阶层,他们成为皇权在民间的代言人,负责协助县政府管理乡间,甚至还担负着教化普通民众的责任。
这是这一代老师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原本他们大都是与帝国没有太多直接联系的童生、秀才,他们在旧朝时甚至可能衣食无着,但是在新朝建立之后,通过大规模的成师范培训,政府为他们解决了衣食之忧,解决了出身,甚至还给予了他们一定的“地位”——监督村公所的权力。
也正因这种联系,才使得这一代老师对皇家是感恩戴德的。但现在,唐浩然却担心那些接受五年免费师范教育的“优秀乡村学子们”是否能够像他们的前辈一般,对皇家感恩戴德,对帝国忠诚无限。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忠诚也好,抵触也罢,实际上都是利益驱使的!前者因为利益对皇家保持忠诚,后者也是因为利益的不满而对社会充满不满,这才是两者根本上的不同,也正因如此,为防患于未燃,用另一群人去平衡老师于乡间影响力,就成了不二的选择。
“陛下,如果军人进入村公所,而且村自治会还要为军人留出席位,会不会对自治会造成冲击?”
摇着头,唐浩然抬眼看着袁世凯摇头说道。
“那些在乡军人,并不会垄断一切,就像教师一般,他们于乡间只是作为新坤的一员,在乡军人即然将作为乡间的“新绅”,为什么不能进村自治会,而且他们进入村自治会,是为了在全国农村推行“新生活”,这个新生活的核心是军事化、纪律化的,仅只依靠皇家教师很难做到的……”
话语稍顿时,看着一旁的蔡元培,他是教育大臣,“公民新生活”将是由参谋部同教育部配合进行,当然,这只是一个名目,一个推动“军国民化”,推动国民改造,谋求“未来五十年国家稳定”的名目。
“当然,我并不是说教师做的不够好,他们做的很好,六年前,全国的识字比便只有1o%,而现在是35%,这倾赖于三百万皇家教师的努力,可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尽管识字率要提高,但是国民的素质,依然有待提高,相比于普通民众,军人更讲究卫生,在农村,最干净、最整洁的家庭,不是士绅、不是教师家庭,而是在乡军人,他们把部队的内务习惯带到了个人生活之中,而我们现在的目的,却是为了通过“全民化的军国民教育”,让所有的国民都接受新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
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名义,即便是“分权”,即便是防患于未然,也都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就像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唐浩然此时所考虑的并不是“国民改造”,而是考虑如何制约教师在乡间的影响力,从而稳定乡村。
从桌上的烟盒中取出一要雪茄烟,叼在嘴里,点着雪茄后,唐浩然深吸一口烟。
“因而朕以为,正是要以在乡军人为核心来动和控制基层,推动农村的现代化,现在的农村也只有在乡军人最有组织性、纪律性以及足够的文化和见识,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至于说地方势力集团,那也是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势力集团,正好可以应对县、府自治化后地方主义抬头的倾向。不管你是乡自治,县自治还是市自治,中枢都能通过各级在乡军人会来维持对最基层的控制。”
作为6军大臣的商德全,这位因后贝尔战役而为西方军事界推崇的6军元帅,在听到陛下这么说时,立即露出了赞赏的神情,但同时却明白,这个方案想获得政府的支持只怕有不少难度,不知会有多少人一直担心“军人干政”,怎么会让退伍军人来控制农村?
尤其是现在,在帝国建元六年之后,民政官体制正在受到地方的挑战——来自各级咨议会的挑战,各级咨议会已经开始不再满足于仅只做为一个咨议机关,他们同样在渴望着权力,而实际掌握着权力的民政官,一直受到咨议会要求自治的挑战,现在,在乡军人的出台,显然是针对咨议会的自治要求。
当然,在这里,绝不会有任何人去质疑陛下的言语,甚至在像袁世凯这位前驻东瀛总督看来,咨议会根本就是祸害——至少在东瀛,地方自治所导致的势必将是地方势力的崛起,而这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对东瀛四省的控制,但是对于咨议会,作为中国行政体系中唯一一位总督的他,并不能说三道四,毕竟,成立各级咨议会是陛下的要求,甚至就连南京都是帝国咨政院,就连忙陛下都会提及,在时机成熟时,挥着一定的国会职能咨政院将会成为帝国国会,参与到国宪的制定。
当然,这是未来——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未来。在中国或许存在着制宪的呼声。但是呼声并不强烈,即便是有,也是局限于法律界,至于普通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宪法。至于朝廷本身,虽说曾多次提及制宪,但每每问及时间时,回答永远只有一个——“待时机成熟”时。
“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业问题,而农业问题就是农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又是农民的问题,只要我们解决了农民的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不否认农民较之城市居民更为单纯,可是3亿农村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却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展程度!”
说着,唐浩然朝着众人看去,尽管在过去的多年间,通过卫生警察的设立,城市的卫生以及城市居民家庭卫生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也只仅只局限于城市,毕竟,现在的财力并没有达到于乡村设立卫生警察的地步,甚至只有一些重点市集才会设立派出所,而他们的作用则是治安、户籍以及征税,至于督导辖区内的百姓卫生,他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在乡下却在数以百万计的在乡军人。
而在另一方面,改造不良生活习惯只是其一,更为重要的是以改造不良生活习惯为突破口,对其国民性加以改造,这才是最根本的出点。
“相比于警察,这些在乡下散布的更为合理,基本上村村皆有,所以,我们要使用军人,通过的进行全民性的军事教育,提高国民的素质,改变民众只知个人主义,而不知集休的现状!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最终目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