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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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1页）

孔子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他肯定“人欲”是合乎情理的，但满足这种欲望的方式要合乎“道”，反对为富不仁，反对用非正当的方法摆脱贫贱去获取富贵。人生处世，为求改善境遇，若方式不可取，则须安贫乐道，耐得住寂寞。这也是对君子美德的要求之一。

而小人则适得其反，不必赘言。

兰、莲，花草而已，又如何与君子攀附在一块了呢？　古人却言之凿凿：

《家语》曰：“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文字》曰：“兰芷不为莫服而不芳，君子行道不为莫知而止。”南朝周弘让《山兰赋》曰：“爰有奇特之草，产于空崖之地，挺自然之高介，岂众情之服媚，……入坦道而销声，屏山幽而静异。”兰花奇香扑鼻，人称香祖、王者香、天下第一香，却生长在穷山僻野，不与群芳邀宠、不求闻达于世。它身怀异香，却甘于寂寞，卓尔独立，坚忍不拔，这些正是君子难能可贵的品德。北宋周敦颐《爱莲说》曰：“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原来也是同样发现了莲花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君子之风。

莲、兰诸花之所以被称为“君子”，是因为它们有君子一般的品格。被誉为君子者，又不止莲与兰。与兰并列者，梅兰竹菊，人称花中四君子，这梅、竹、菊，同样受到古人的推崇。梅花不畏严寒，开于初春，菊花迎着西风，于深秋吐蕊发荣，在人们看来，它们因不与百卉并盛衰，不求闻达于俗世，铁骨傲姿，高洁隽逸，倘非君子又是什么呢？

古人从不把香浓如茉莉、栀子等花木比为君子，也不会把美艳如桃花、杏花称作君子，因为他们看来，这些花木的天然属性中缺乏君子所具备的美德，是不足以冠以君子之名的。与此相关，还有诗史上一段佳话。北宋梅尧臣曾作咏梅诗曰：“认桃无绿色，辨杏有青枝。”是说梅花若与桃花相认辨，那就会发现梅花缺少了桃花所具有的绿叶，若与杏花相认辨，那又会发现梅枝缺少了杏枝的鲜碧色，诗中流露出贬梅的意味。大文豪苏轼听说后，也作了一首咏梅诗，其中两句嘲讽梅尧臣说：“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苏轼显然认为，梅花并无绿叶的青枝，恰恰体现出它品格的希贵！

花木的秉性与我们自身人格内涵的上述比照，并不是古人凭一些似是而非的形似而玩弄的表面文章，只是心血来潮地自作多情，将自己的感受任性妄为地强嵌入所偶然面对的景观事物的身上，而是古人对万物深刻考察的结果。

我们的先哲认为，自然界的一切是由充斥宇宙的元气构成的，元气聚则成物，散则成气。元气可以凝结为大山巨川，可以凝结为风云雨露，也可以凝结为草木虫鱼。即使是人类，也是由元气构成的。“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既然万事万物都是秉受元气生成的，那么事物的种类不同，属性各异，都不过是元气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人无疑是万物之灵，“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但并非只有人才有灵性，在古人看来，动物、植物甚至无生命的自然之物也有灵性，只不过是人的灵性等级最高而已。花木尽管与人类乃至动物相比，灵性的等级虽然较低，却与我们人类同属于有生命的实体。所谓同气相求，同性相吸，花木的灵性又为何不能与人类的灵性息息交流、沟通呢？

八、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春秋·孔子（2）

花有各品，德有等差。花木有灵性，而这种灵性不是均等的，有着等级差别，就如同人有君子、小人一般。古有“钟灵毓秀”的说法，就是讲大自然有一种中和之气，当它汇聚于某个事物上时，便会生发美好的情景。据说，和气所钟，于人便成为圣人、贤人，于星便成为景星，于禽便成为凤凰，于花卉便成为兰花、芝草。（宋·王贵学《王氏兰谱》：“万物皆天地委形，其物之形而秀者，又天地之委和也。和气所钟，为圣为贤，为景星，为凤凰，为芝草，草有兰亦然。”）而这种高下之别，是由天地所赋，不可轻视的。宋人王观曰：“天地之功，至大而神，非人力之所能窃胜。……余尝论天下之物，悉受天地之气以生，其小大短长，辛酸甘苦，与夫颜色之异，计非人力之可容致巧于其间也。”（《扬州芍药谱》）赵时庚曰：“地迩而气殊，……是故花有深紫，有深红，有浅红，有夫黄白、绿碧、鱼魫，金陵边等品，是必各因其地气之所钟而然，意亦随其本质而产之欤？抑其皇穹储精，景星庆云，垂光遇物而流形者也？噫！万物之殊亦天地造化施生之功，岂予可得而轻哉？”（《金漳兰谱》卷上）

中国人在观赏花卉的活动中，无论是人们所说的审美上的移情也好，社会价值取向上的投射也好，都尤其重视花木所蕴含的本质属性，只有当这些属性与人文属性构成一致时，形貌上的比较以及种种比喻、比拟、象征等才成为可能。更进一步，古人不止步于双方的比较，而是将主体全身心投入对方的怀抱中去，花木便不再是原本冥顽不化的花木了，而是获得了人格的活力，反过来，在这种心心相印中，人们在对方中发现了主体自我，花木竟然就是我身，花木体现出来的竟然完全是主体的精神气质和思想感情。

这一运动之链的最动人的一环便是古人以花木自况，以花木自命。花木就是自我的真身。

如，屈原的《橘颂》中，一切比较都成了多余的，咏物即是抒情：“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徒，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通过对橘树的高贵品质的赞颂，表现的正是自己的人格和和个性。这一物与我俱化、神与形同游的创作手法，常为后人所仿效。陶渊明诗：“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借幽兰表现自己翘楚雅洁的情怀。崔道融《梅花》诗：“数萼初含雪，孤标画自难。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横笛和愁听，斜枝倚病看。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借梅花表现自己的孤标气韵和对生活的慨叹。郑谷《菊》诗：“王孙莫把比荆高，九日枝枝近鬓毛。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借菊花表现自己不求高位的志向……

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俯拾皆是。在此之中，咏花即是咏人，君子之花，即是君子本身。古人就是这样，在含英咀华中品味人生，陶冶自己的性情，净化自己的灵魂，最终成为如莲、兰等“君子之花”一般的“君子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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