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棣:从雪山下来以后,我看了一本书,是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写的。他一生的40%的时间用在教学上,而60%的时间花在征服各种雪山上。他讲述了一次他自己爬珠穆朗玛峰的经历。
那次,他与六个登山好手试图征服珠峰一侧的一座山峰。他们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爬到了离主峰只有六七百米的地方,准备冲顶。在冲顶行进到一小半的时候,其中的两个人不行了,商量之后,六个人中四个人决定放弃。只剩他和他最好的一个朋友,两个人决定在天黑之前的六个小时里登上主峰并返回基地。终于,他俩成功地登上了主峰。在返回的途中走到一半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并且开始下雪了。如果按正常路径返回,两个人可能无法在天气进一步恶化之前返回基地,于是,这个时候他们就选择了一条捷径。他们在一条很宽的冰崖上行走,而冰崖极有可能随时崩塌。然而,这是唯一的下山的捷径。
两个人一前一后,相隔十来米,非常小心地走着。就在他们快穿过这个冰崖的时候,只听见脚下轰然一声巨响,他们两个人同时本能地向边上奋力一跳。脚下的冰崖塌了。他完全下意识地选择了往右边跳,而他的朋友选择了往左边跳。当时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认为自己一定完了,肯定跳到悬崖里去了。直到他的脚下碰到了坚实的冰面,他才意识到自己逃过了一劫。但是,他跳到了一个很陡的冰坡面上,惯性带着他朝坡下以每小时60英里左右的速度滑去。他是一个受过非常专业的训练的老手,为了减缓速度,同时避免受到伤害,他把身上的冰镐等尖利的东西全都扔掉了,尽量让身子平行着自由滑行。大约滑行了五分钟,与地面产生的强烈摩擦使他后背血肉模糊,当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昏过去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身上多处流血,浑身血肉模糊,手脚骨折的地方剧痛。凭着自己多年的登山经验,借着星光,在察看了四周的地形后,他知道他错了,他滑到了与大本营相反的山的另一面。再想回去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山坡的这一面,他知道根本就没有人。他绝望地在雪地上躺了一会儿,准备就那样死去。突然,心里冒出一个念头,他要爬到一个离山底更近的地方,也许以后有人能发现他。这个时候只有自救了。他努力使自己站起来,忘记了浑身的剧痛,一步一步地向山下走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能多走一步就多走一步。他大概走了十个小时,正当精疲力竭、实在没法再向前迈动步伐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了不远处有一个孩子的笑声,他说,这是他一辈子听过的最美妙的声音。他一下子就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房间里的一张床上,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在喂他一些汤水之类的东西。那是一个外国人,两个人没法交流。他就努力用手势告诉那个女的说,他要走,要离开这个地方。他伤得很重,第二天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又努力用手语告诉那个妇女,他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山的另一边。那个中年妇女渐渐明白了,就准备了一些吃的和喝的,背着他向另一个大的村落走去。每走大约100米,那个妇女就停下来歇一歇。这个妇女背着他整整走了三天,终于到了一个较大的村落。村里有一个医生,看过后,认为他的伤势太重,无法医治,就决定连夜赶紧把他送到一个镇上的医院。他们用马驮着他,走了两天,那个妇女不放心,就跟着马又走了两天,直到把他送到了那个镇上的医院。他不知如何感谢她才好,就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那个女的。那个妇女摇摇头,什么也不要,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去了。
半年后他完全康复了。这次经历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开始发奋读书,不久考上了哈佛大学,后来成了哈佛大学的教授。他准备积攒一笔钱,然后捐助给那个村镇。后来他知道,当冰崖崩塌的时候,他的朋友跳到了另一边,那边是悬崖。
他对于生命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悟。第一,如果当初他跳的是另一个方向,他就会像他的朋友一样走向死亡。是什么决定他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呢?是运气。第二,尽管运气很好,他没有被摔死,但那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救的勇气与信心的话,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在身体多处骨折、到处流血的情况下,他能坚持一步一步地走十个小时。第三,尽管他有无比的勇气,但是在完全陌生的情况下,能够碰到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而且是唯一的村落,碰到那个妇女,完全是偶然,是天意。第四,尽管是天意,但是如果那个妇女没有坚定的信心要救他的话,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毅力,一个人背着他走上三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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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七 范棣VS王巍(2)
在他出版这本书的两年之后,他死在了一次雪崩之中。这是他的宿命。
这个故事令我很感动,想起了自救这个题目。企业在出现危机的时候,一定要靠自救;而企业家在企业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候,也一定要形成自救的战略。
社会缺失一种救助与保护商业利益的制度
王巍:很多企业在崩盘时怨天尤人,不会正视自己,拼命抓最后一根稻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缺失一种应付危机和保护商业利益的正常机制。
成熟的市场经济已经提供了许多经验,像美国的存款保护制度,一旦银行破产马上就启动存款保护程序,每个储户可以最高拿到10万块钱,他当然不会闹事。然后进入破产程序,整个处理过程就进入中介机构的安排了。
在中国的状况是,一旦出现崩盘,民营企业只能靠企业家自己,靠一种非商业的方式去寻求救援。如果能量很大,他有可能获得政治救援。企业家本人要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否则就一跑了之。像黑龙江的民营保健品企业哈慈集团,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栏目里侃侃而谈,最后企业崩盘了,全家移民了。放弃了自己的阵地,那就彻底崩盘。国有企业出问题的情况不同,背后有国家支持,一般不会崩溃。但这也容易使领导人丧失战斗的信念。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出现了头寸困难,本来可以以自己的能力处理危机,但往往急于寻找政治救援,结果整个集团给别人轻易托管了。在处理企业困难问题上,民营企业往往比国有企业更有耐心和办法。
企业存活率低意味着社会财产的浪费
范棣:你这个问题说得很好。国外有一套成形的商业利益的救助制度,比如说企业的破产保护制度。这不但是保护资本的利益,而且也是保护社会的利益。在中国,我们不这么看。救助国有企业,我们说是保护国有资产,也就是保护大众利益,尽管国有资产不等同于大众利益。但是救助民企,可能就没有这么简单,这里可能牵扯到一些责任问题。
但总体上,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一旦企业出事,社会采取的是一种冷漠的、排斥的、扼杀的办法,而不是救助的办法。我不知道为什么广信事件之后,政府以及公众的舆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要让有问题的企业自生自灭。社会如果没有救助处于危机中的企业的安排,那么就像人类没有医疗治病的安排一样,结果一定是高死亡率。中国企业的平均存活时间是三年多一点的时间,而美国是将近八年。什么意思呢?从银行的角度来说,从理论上说,中国的银行不良资产是美国的两倍,中国的社会资产浪费是美国的两倍。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是:美国人在饭店吃饭会把剩下的饭菜都打包带走;而五年以前,绝大部分中国人在饭店吃饭后,会在饭桌上剩一桌子菜,豪气地扬长而去。中国人观念里觉得剩下的东西不好。危机中的企业就像桌子上的剩菜,是倒掉,下次再吃新的,还是留着,下次热一下再吃?中国社会在处理有病的企业的时候,采取的是把剩菜倒掉的做法,社会成本极大,浪费极高。
在这方面,我们研究的企业案例分两种:一种是国内的企业,一种是国外的企业。在中国企业的案例研究中,90%的危机企业或者说是重病企业很难存活。而在美国,大约只有30%的重病企业会真正死掉。
我们研究发现,国外的企业在挽救企业危机或者企业崩溃的时候,在社会保护制度的庇护下,大部分都可以凭借企业自己的能力走出危机,自救成功。世界上目前3000强的大企业相当多数都经历过从危机中拯救企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摩根集团、克莱斯勒、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日本三菱集团、泰国正大集团等等。早年的李嘉诚成功挽救了他的塑料花厂,才有了今天的事业。当时李嘉诚也面临银行停贷追债、供应商追款要钱、商家不给新的订单等等问题,这个困难要是发生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必死无疑,几乎是全面的危机。香港是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遇到危机的时候,债权人以及债务人还是能够站在商业利益的核心立场,找到最佳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一点是李嘉诚当时能够成功自救他的企业的社会环境背景。
中国目前不同,企业出了问题,债权人主要是从政治与单位责任的立场出发看问题,让企业死大家都没有责任。所以,你发现国内的企业似乎只有两类:要不就是好企业,包装得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要不就是企业一旦陷入危机,很快就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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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不应当对国企实行特惠
民企一有问题就找亲朋好友,托关系,找后门,希望有白武士出现。而国企一旦出问题,首先不是考虑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几乎大部分的国企这个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向政府部门求助,政府部门动用行政力量,出面协调关系,解决问题。而一般情况下,政府部门是非常乐意扮演家长角色,来帮助这些企业解决问题的,好像这是一种政治义务。民企的待遇则完全不同,政府部门帮助民企可能还会引起一定的政治上的间接责任问题。事实上,政府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帮助国有企业解决问题,其实是对市场不公的一种行为,非常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因为你是动用社会大众的资源来帮助一部分企业。这是一种特惠。
王巍:即使很多号称在市场经济中打磨多年的企业家,一到困难的时候还是回去找组织,这是国有企业的脆弱性。
范棣: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如果他的政府关系不那么强的话,风险就很大。所以,没有一个民营企业是不搞好与管理部门的关系的。
王巍:刚才你提的案例一样,如果当年靠搞定人起步发家,现在他就要孤注一掷继续搞定人。他不会在企业自救上做文章,更愿意在人脉和社会资源上做文章。正如危急关头才能看清人的本质一样,只有到崩盘的时候,才能体现企业家真正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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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的第一原则:确定止损点
范棣:1990年的时候,我在美国炒期货,拿了5000美元做本金,第一个星期赚了3000美元,第二个星期倒输了1000美元,第三个星期输了4000美元。不到一个月,5000美元全部输光。后来想捞回来,就把身上仅有的5000美元储蓄?